专访陈清泰:我所经历的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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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陈清泰:我所经历的国企改革

2019-09-06 14:14 主页 来源:未知
专访陈清泰:我所经历的国企改革

我们当时面临着严峻选择:在公有制、国有经济的框架内,如果能找到与市场经济对接的实现形式,培育出千万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就可以顺利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在中国国企改革的每个重要节点,几乎都有陈清泰的身影。
1962年,陈清泰从清华大学动力系汽车专业毕业,留校任教。辗转8年后,陈清泰进入第二汽车制造厂,实现了幼年的“汽车梦”,并由此投入到企业实践和国企改革的大潮中。
据其自述,“离开学校后,我的职业生涯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段在国企,一段在政府。无论在哪个阶段,主要工作基本都是围绕企业与企业改革来进行的。可以说,国企改革之路也是我大部分的人生之路。”
在40余年的职业生涯中,陈清泰亲历了二汽从承包制到公司制的改革,参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相关条文,还亲历了“优化资本结构”、“抓大放小”、“三年脱困”等重要政策的制定起草与实践。
如今回顾中国的国企改革之路,这位改革老人有着更多的思考。针对当下国企改革,他建议以管资本为突破口,运用好管资本,这一轮的国企改革将释放出巨大的力量。
以下是陈清泰回顾和思考国企改革的自述。
中国经济70年|专访陈清泰:我所经历的国企改革
中国经济70年|专访陈清泰:我所经历的国企改革
陈清泰,历任第二汽车制造厂总厂厂长兼任东风汽车工业联合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要政策不要钱”挽救了二汽
我在二汽经历的22年企业改革实践,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问题的解决过程。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挽救二汽?二汽是国家“三线建设”的一个重点项目,但经过“文革”十年,国家经济状况已到谷底,无力再给二汽投资,打算把二汽列为“停缓建项目”。
面对当时的困境,二汽领导班子相信,只要不向国家要钱,事情就好办。于是请求国家在给二汽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同时,也给部分“指导性计划”。前者完全按计划走,指导性计划按指导性价格购买材料,生产出的产品由企业自销,利润留成作为自有资金完成二汽续建任务。我们把这叫做“自筹资金,量入为出,续建二汽”。1980年国家批准了这个方案,二汽从停缓建名单摘除。
1984年8月我接任厂长时十万辆国家建设任务即将完成,二汽正在由建设期走向发展期。这时,国家刚性的计划体制一步步松动,先后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给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太多的机会。
第二个问题是二汽如何向经营开发型企业转型?
二汽实行承包后有了自主权、自主钱,发展空间迅速扩大。二汽的经营理念、管理手段、运作方式必须随形势的发展转变。总结二汽改革经验,我归纳提出要抓住“三大法宝”,用好“三大中心”,壮大内涵发展能力。
第一个法宝是“灵活经营”,凡是当期“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允许的经营方式都要用好、用活、用足;第二个法宝是“挖掘金山”,通过引进新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提高生产率,走内涵发展的路;第三个“法宝”就是“横向经济联合”——利用社会上的生产能力、技术能力,结合二汽的产品、技术优势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特别是通过股份制等办法撬动社会的资金。集中的体现就是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的建立。它是以二汽为核心,以东风系列产品为主业,以多种形式集群式发展,推进专业化分工,实现优势互补,实现双赢和多赢。
“三大中心”是指教育培训中心、技术开发中心和技术装备中心,三大中心是保障二汽长盛不衰的一块基石。当时工厂建设任务很重,资金很紧张,我们每年还是会拿出一两个亿投到三大中心。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构造经营开发型的组织管理体制和机制?我曾请蒋一苇、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等人到二汽调研企业改革,也曾出国考察、向国际企业界请教,前后用了三四年时间、研究了多种可能的方案。
由工厂制向公司制转型是唯一的出路,即按照公司加事业部、加分公司和子公司三层次(去转型)。顶层公司总部,是投资决策中心;中间事业部,是经营和利润中心;下边生产工厂,是成本中心。按照重新划分的责任边界,赋予相应的权利。从体制机制上确保每个层级的努力都朝着公司效益最大化和公司目标的实现,而不是相反。
这次转型对几万人大厂是一场大的革命。遗憾的是,1992年离开时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
中国经济70年|专访陈清泰:我所经历的国企改革
中国经济70年|专访陈清泰:我所经历的国企改革
1986年1月,二汽建设竣工验收,陈清泰(右一)与老厂长饶斌(左一)。 受访者供图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出台过程
1992年10月,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改革目标确立后面临着一个问题:改革目标如何落地,如何制定顶层设计或者纲领?这个顶层设计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起草小组设定了16个调研课题,第二个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由我牵头。课题要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公有制、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
接到这个任务,我压力很大。我们当时面临着严峻选择:在公有制、国有经济的框架内,如果能找到与市场经济对接的实现形式,培育出千万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就可以顺利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如果找不到结合点,要么为了坚持公有制、国有经济,退回到计划体制;要么为了利用市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得私有化。显然,这两种结果都不是我们愿意接受的,我们要把公有制和市场机制的“好处”都拿到。
这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聚焦到国有企业的改革之上。在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的“国有国营”的体制下,企业是实现国家计划的一个个执行单位。庞大的国有企业群归属于国家这一个主体,国企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关联关系,有竞赛、没有竞争;政府既掌握公共权力又是国有经济的主宰,企业不独立,政府也不独立。当时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国有经济对应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选择市场经济就只能选择私有化。
要破解这一历史性难题,靠政策性调整是做不到的,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把钥匙”,但当时没有人解释其内涵。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点中,我们提出了理顺产权、完善企业法人制度、建立现代企业组织制度三个方面。其中,产权问题不仅绕不开而且首当其冲。产权问题不解决,国有企业虽有法人的虚名却无真正独立法人地位之实,不可能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家也难以摆脱对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
令人惊喜的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几乎全部吸收了调研组最后一稿的基本观点和重要表述: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1993年年底,全国人大颁布的《公司法》,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1995年开始在国有企业推进试点,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企业找不到谁是自己的“老板”。因为当时企业分别“隶属于”某个政府部门,它们有“婆婆”,没有“老板”。为了把试点试下去,采用了“授权经营”的办法——政府授权大型国有企业代表国家履行所有权。这样,试点企业就重组核心业务和优质资产组成有限责任公司上市,而未经改制的母体则成为国有股控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