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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回迁,美国消费者会很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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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回迁,美国消费者会很受伤

2020-05-15 11:29 主页 来源:未知
供应链回迁,美国消费者会很受伤

     全球供应链——专业术语又称全球价值链——在因新冠疫情而起的经济战中变为武器,其攻击目标是西方国家为保护自身利益而推卸责任最喜欢找的替罪羊:中国。 
 
  日本政府在其史上最大规模的108万亿日元(约1万亿美元)的紧急经济对策中,拿出2430亿日元(约22亿美元)用于资助日本企业搬出中国。美国特朗普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也曾表示支持美国企业也进行类似的搬迁。 
 
  这其中的目标有三个方面:惩罚中国“引发”新冠疫情;消除关键设备生产线的薄弱点;把导致本国制造业弱化和空心化的海外工厂回迁至国内。尽管每个目标都在一些领域内得到了支持,但仍然有人质疑以上考量。 
 
  首先,“惩罚”是旁观者眼中的行为。虽然中国湖北确实最早报告新冠疫情病例,且病毒以闪电般速度跨越国界蔓延至紧密相连的、全球化下的世界各国,但所有大国——不管是中国、日本、意大利还是美国——都未在疫情暴发之初迅速采取强有力的、英明的公共卫生政策。“惩罚”一说正中了那些想因应对疫情不力而推卸责任的政治家的下怀。  
 
  第二,供应链脆弱性确实是全球化中存在的无可争辩的一大风险。但供应链形成伊始并不具有脆弱性。20世纪80年代,效率低下的西方经济体开始迷恋日本零库存的管理和生产制度(即看板管理)。作为应对举措,几近去除零件和产品的高成本库存,以及基于需求而非供给建立了供应商间的近距离网络。随后数年,技术的突破,低廉的交通,物流的发展使得供应链的距离被扩展到全球网络。全球价值链应运而生,对于全球供应商而言,全球价值链虽完整,但却有着与生俱来的脆弱性。 
 
  第三,在困难时期,供应链的薄弱环节会打破效率和潜在瓶颈之间的平衡。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亨利·法雷尔和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亚伯拉罕·纽曼提出了以网络为基础的全球化理论,强调了供应链在去除冗余库存以及在被当作武器使用中起到关键作用。去除冗余库存符合看板管理早期目标中对效率的要求,但是武器化却体现在美国所谓的实体清单上(比如把中国的华为列入黑名单)。问题在于薄弱环节也可能会演变为严重的瓶颈,这表明生产系统中去除了过多的冗余库存。这一点在当前疫情下尤为明显,具体表现在外国制造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不足会危及生命。 
 
  与这点相关的是全球价值链易塑性的假设,即采购来源可迅速地从一个供应商转向外国或本国的替代供应商。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日本企业搬迁建议和美国类似举动都隐含了这一推理,但却掩盖了这些网络的复杂性以及构建这些网络所花费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蒂姆·库克成为苹果首席执行官之前是公司的首席运营官,负责供应链管理。任职期间,他花费了数年时间才重构了苹果手机的供应链,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与当今公认的政治智慧叫嚣供应链立即解体相反的是,最近的研究凸显了全球价值链的“粘性”。  
 
  供应链名称本身也使这一讨论产生偏见。全球价值链远比经济等式的供给端更为重要。同等重要的——如果没有更重要的——是全球价值链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益红利,给相对贫困国家带来创造就业和消除贫困等福利,给遭受疫情摧残的世界带来当下迫切需要的合作精神。  
 
  首先,消费者是自由贸易、国际分工和全球供应链推动的跨境连接的最终受益者。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两百年前就提出了前两点。全球价值链实质是李嘉图学派基础理论的现代催化剂,即快速向全球消费者不断提供高质量低价格的商品和服务。对于实际收入处于长期压力之下的消费者,例如美国那些实际工资中位数30年停滞不涨的消费者,全球价值链带动的购买力提升尤其重要。 
 
  这一趋势的逆转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供应链集中于像中国一样的低成本制造业国家,对于美国抑制通货膨胀和提高家庭购买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要把供应链搬出中国,这种现象就会出现反转。至少,贸易会转向成本较高的外国生产商。久而久之,供应链回迁这一“终极方案”使本国的产出回归到成本较高的国内生产平台。这两种情况均会使美国消费者身陷劣势一端。 
 
  其次,全球价值链还为全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活力——为无数低收入经济体增加就业并消除贫困。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中国。自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城镇就业增加了2亿人,而贫困人口减少了5亿人。绝非偶然的是,中国入世之后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出口拉动的,其中全球价值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带动的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对于支撑中国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角色发挥了关键作用。从2008到2018年,中国占全球产值累计增幅的37%。如果通过武器化把全球价值链搬离中国,可能会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复苏构成重大风险。 
 
  最后,供应链是全球合作和协作的磁石,把跨国公司、各国政府、多边机构和监管机构都吸引到全球化的巨伞之下。反过来看,这不仅需要加大贸易、金融资本和信息的跨境流动,而且也会带来更多的人才流动,带动纽约、香港、伦敦和悉尼等全球性城市的国际化进程。 
 
  当今,全球化正经受多方攻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平等加剧、环境恶化以及当前疫情肆虐全球,使很多人开始质疑全世界紧密相连是否明智,更别说是否实用。供应链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现代化全球生产平台,是全球现代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供应链所代表的是技术、生产、装配技艺、以及货物和服务的即时交付等领域的最新发展。破坏全球价值链使得这一切都处于危险中。 
 
  要求供应链回迁的呼声除了带来经济风险,还增加了政治误判。把生产从成本低的海外平台转回成本较高的国内平台,实际等于对消费者征收重税,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是,以惩罚中国、对全球供应链脆弱性的担忧,或民族主义等短视之见作为幌子而破坏全球价值链,不仅将全球化的积极效益拒之门外,并使正遭受疫情摧残的世界失去了当下迫切需要的精神和合作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