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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医、施虐狂和美国病痛

2020-07-28 12:57 主页 来源:未知
怪医、施虐狂和美国病痛

利维坦按:
古往今来,医生这个职业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公众对于他们的臆想:这里既有真实事件,也有完全杜撰出来的。加之媒体的兴起,对于类似开膛手的“杰出解剖学”作案手法、复旦大学林森浩投毒杀人事件,使得人们更加对于医生这个身份充满困惑。一方面,医生的确承担着救死扶伤的重任,但另一方面,如果某个医生的道德观不正,沦为像约瑟夫·门格勒那样的冷血屠夫也属正常。
 
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医生的伦理及同理心的确比普通人更加难以拿捏,尤其作为那些与手术打交道的大夫,对于那些血肉模糊的肉体屡见不鲜,其心理素质与日积月累也着重要关系——这种“冷静”其实恰恰是他们能够不偏不倚完成手术的重要前件。这就是今天本文的主题:不同人“对他人痛苦的着迷”,会产生什么不同的后果和想象?
 

 
19世纪的美国小说里通常会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角色——残忍的医生,他痴迷于肉体的疼痛,读者会觉得这个人物既让人不安,又完全可信。在阅读了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詹姆斯·菲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和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小说后,切尔西·戴维斯(Chelsea Davis,即本文原作者)对这类古怪的角色进行了剖析。
 
在这幅讽刺漫画中,一位“施虐狂式的拔牙者”用一块滚烫的煤炭吓唬病人,令对方仰头后倒,以便他拔下牙齿。作者: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1810年。© wellcome collection
 
“在(乔治·利帕德的小说《安娜贝尔夫人》的)其中一页上,你能读到刽子手用最生动、最细致的语言描述如何敲断绑在死亡轮上的罪犯的骨骼,语气中带着某种冷酷的欢快,像是教区医生探查慈善医院的患者伤口时可能会有的那种情绪。接下来,又是一段让人心生冷意的叙述,讲述他们如何用野马把人分尸,把这个可怜虫的四份残肢拖向四方;……(这种内容)足以让‘僧侣’路易斯(译者注:马修·路易斯,因其小说《僧侣》闻名,故有此绰号)这类不入流的小人物发财……(利帕德)预设买家有着病态的嗜好或变态的品味。”
 
——摘自莫特利·曼纳斯(Motley Manners)1848年为乔治·利帕德(George Lippard)的《安娜贝尔夫人;或,投毒者之劫》(Ladye Annabel; or, The Doom of the Poisoner)所作的评论。
 
如果你以前听说过这个故事,请告诉我:一个医生,一个刽子手,一个“顽固”暴力小说的粉丝走进一家酒吧,兴高采烈地谈论他们共同的、对酷刑抱有的热情。没印象吗?这很可能是因为上面这段文字写于1848年,而自那时以来,大众对医学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大多数人将医生视为治愈者和援助者,发誓不伤害病人,若是把医生和将观看痛苦视作消遣、毫不掩饰自己身份的虐待狂归为一类,似乎几近于亵渎(这样的类比在2020年大约显得尤为不恰当,因为无数的医疗专业人员正不断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以照料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新冠肺炎病人)。
 
但事实证明,在19世纪,这段节选中将医生写成残暴之人的表述——那种把手指戳进疼痛的伤口,如同施虐专家一样“冷酷欢快”的人——不会让太多美国人感到惊讶。恰恰相反:这种对人体血淋淋的内部机制着迷,因而对病人的不适漠不关心,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医(sicko doctor),在美国内战前的小说、政治漫画和纪实文学中,时常作为一种固定的恐怖反面角色出现。
 
要想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更仔细地看看上面的评论节选,它用一个假想的医生形象来唤起当时困扰美国人的一个真实的道德问题:如何用恰当的方式对待他人的痛苦。在抨击费城出身的煽动分子乔治·利帕德的小说《安娜贝尔夫人》(1844)时,化名为莫特利·曼纳斯(译者注:意为“小丑之礼节”)的评论家认为,这本书对中世纪酷刑的直白描写意味着书中的人物、作者和读者都有一种“病态”和“邪恶”。
 
(曼纳斯的这一评价并非首创:哥特小说的可怕内容本应既吸引喜好惊悚的人,又让人毛骨悚然,但自它18世纪晚期现世以来,就引发了道德恐慌——这种恐慌至今仍能在对恐怖电影和影迷的舆论谴责中看到。)
 
不过,在曼纳斯看来,《安娜贝尔夫人》一书中,与刽子手实际参与了轮刑、剜刑和车裂相比,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个角色对自己的血腥行事有种轻松的态度——也就是他叙述这些行为时“冷漠的欢愉”。
 
这个特定短语看似自相矛盾,将喜悦与冷漠混在一处,但对于十九世纪的读者而言,却完全不会显得奇怪。那个时代的美国人一直认为这两种情绪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对他人痛苦的漠不关心最终会演变成对他人痛苦的积极快感。他们认为,要让一个特定的观察者“脱敏”,只需要让此人过多地见证他人的痛苦——那种每天饱受呻吟和血腥折磨的感觉,是诸如施虐者等专业对人动刀的人的日常体验——又比如医生。
 
《截肢》,手工彩色蚀刻画,作者托马斯·罗兰德森(Thomas Rowlandson),1793年。画中,六名外科医生和医生围住一名正在被截肢的男子。© wikimedia
 
在那一时期的其他文本中,冷酷的医生和冷酷的作者之间的类比变得更加取其字面。例如,评论家乔治·吉夫兰(George Gifflan)推断,英国作家乔治·克拉布(George Crabbe)的作品具有“绝对冷酷”的特征——他因对贫穷和犯罪的直白描绘而恶名在外——这源于他过去的外科医生生涯。
 
“作为一个医疗从业人员,(克拉布)几乎只接触过人类的痛苦和疾病”,吉夫兰指出,这种经历“在实质上使(克拉布)的人生观发生了变化”。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克拉布的小说能够“用坚定的手指触摸到杀婴犯或杀人犯的悸动脉搏——并嗅到腐败的痛苦和罪行的邪恶味道中某种甜美的气味”。
 
“怪医”再次使人们感到不安,既因为他的“冷酷的欢快”,也由于他将临床上应有的客观性和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混在一起。面对苦难时的“心神坚定”很容易变异成对其中含有的“甜美气味”的偏爱。
 
更糟糕的是,这些对血腥场面“免疫”了的作家/医生不仅有可能损害自己的人格,19世纪的思想家担心他也许还会伤害他的读者/病人。因此,另一位评论家同样使用了“有害的治愈者”这一隐喻,直刺乔治·利帕德(这家伙可真忙),但这次是针对另一部哥特小说。
 
这第二位反对者抱怨说,利帕德的《贵格会之城:或,僧侣殿堂的僧侣》(The Quaker City: Or, the Monks of Monk Hall,1849年)描写血腥,反复用夸张暴力的描述来冲击读者,让读者丧失了道德感——这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维多利亚时代信念,即艺术的主要任务是改善读者、观众的道德品质。“假如某个医生的患者表现出轻微的传染病症状,而医生却命令患者去往这种疾病最为肆虐的地方,对于这样的医生,我们怎么可能尊敬他呢? ”评论指责地问道。
 
“性格扭曲的医生形象”也不仅仅出现在文学评论的隐喻中:他还在那个时期的数部小说中以成熟的人物形象现身。其中最早的有詹姆斯·菲尼莫尔·库珀的《间谍:中立地带的故事》(The Spy: A Tale of the Neutral Ground,1821年),通过沃顿一家的艰辛生活讲述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后期阶段,沃顿家住在纽约州,他们所在的地区处于美国和英国军队的激烈抢夺之下。沃顿一家时而得到大陆军外科医生阿奇博尔德·西特格里夫斯(Dr Archibald Sitgreaves)的帮助,时而受到他的恐吓。西特格里夫斯医生的姓氏——让人联想到一个坐在坟墓上的形象——而这和这位医生其人十分合衬,他痴迷于重伤的伤口,并因此对他的伤患的身体和精神感受麻木不仁。
 
某次,英国军队上尉亨利·沃顿(Henry Wharton)的手臂受了轻伤,医生不无遗憾地告诉他,他不需要截肢:
 
“……伤势并不严重,但是你的手臂那么漂亮,足以成为手术的主角;给它动刀的乐趣也许会吸引一个新手这么做。”
 
“见鬼了!”(沃顿)上尉喊道,“伤害一个同类能有什么乐趣呢?”
 
“先生,”外科医生严肃地说,“一次合乎科学的截肢是一场非常漂亮的手术,它无疑可能会诱使一个年轻人在匆忙的工作中忽略这件事的其他所有细节。”
 
与上述对话相关的插图,作者菲利克斯·奥克塔维厄斯·卡尔·达利(Felix Octavius Carr Darley),出自詹姆斯·库珀的《间谍:中立地带的故事》(1859年版)。© wikimedia
 
在这里(和书中其他地方),西特格里夫斯医生对病人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既有趣又令人作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做出严重的虐待行为。
 
有一次,西特格里夫斯医生听说本书主人公哈维·伯奇(Harvey Birch)将因间谍罪被处决,于是热情地谈起他打算把伯奇的尸体做成雕塑,作为礼物送给一位姑妈(“他的骨骼结构很好。我要把他打造成一个完美尤物”)。后来,他吹嘘说,有一次他折断了自己的手指,只是为了看它愈合。“这种因为骨骼愈合而产生的颤栗兴奋感……超越了我所经历过的其他任何享受,”他对一位惊恐的听众说,“如果断的是腿或胳膊这样更重要的部位,一定比现在快乐得多,那该有多快乐啊!”
 
尽管到这里为止,西特格里夫斯医生只将自己的身体作为施加伤害的目标,但他对于断腿或断臂所带来的超常刺激表现出怅然的遐想,这指向了医疗暴力的可怕升级。为了追求有趣的科学奇观,有什么暴行是西特格里夫斯不敢犯下的呢?在他从折断手指,到折断手臂,到折断腿,再到杀死一个人的进程中,有什么能在中途拦下他呢?尤其是,如果这个人的骨骼能够打造成一个“完美”的雕塑呢?
 
对于库珀的读者来说,后者并非一个假想出的噩梦。在整个19世纪,美国的新死者的尸体——死者通常是穷人、有色人种和罪犯——会被医学院抢走,用于解剖。这种做法引起了公众对外科医生的极大愤怒,最终导致在1785年至1855年间爆发了十几次“解剖暴动”(anatomy riots)。
 
画上,两个盗墓者在忙活,而身为守夜人的死神提着灯笼,从背后抓住了其中一人。彩绘,作者托马斯·罗兰德森,1775年。© wikimedia
 
在暴行上一路滑坡所带来的威胁(西特格里夫斯医生显然已经开始沿着这个斜坡自甘堕落)是19世纪美国人对暴力窥阴癖的焦虑核心所在。历史学家凯伦·哈尔图宁(Karen Halttunen)写道:“(观众)对残忍的‘嗜好’被认为是一种‘渐进的恶习’,是一种‘渴望’或‘饥饿感’,就像物质上瘾一样,只有被喂食才会变得愈发强大。”
 
因此,1831年,法律改革家爱德华·利文斯顿(Edward Livingston)基于这样的理由批判死刑:尽管“人类在第一次看到他人的痛苦时总是心怀抗拒、恐惧和厌恶”,一个频繁目睹公开处决的人最终会将其视为“一种养成了残忍嗜好的奇观,必须反复观看才能满足这种嗜好”。
 
1821年,《道德倡导者报》(The Moral Advocate)曾担忧地表示,战争会越发“削弱”士兵对战争的本能恐惧,逐渐损害他的移情能力,直到他最终主动“享受起可怖至极的屠杀场面”。在某些情况下,观看或阅读暴力与实施暴力之间的所谓联系甚至似乎是互成因果式的,例如在1833年的一起谋杀案中,犯人亚伯拉罕·普雷斯科特(Abraham Prescott)的律师声称,他们的当事人因阅读另一起谋杀案骇人听闻的庭审记录,受到“煽动”,这才杀死了一位熟人。
 
在19世纪的美国和英国,人们对苦难产生了更广泛的关注,历史学家因这种广泛存在的“对痛苦的痴迷”将这一时期称为“痛苦时代”(Age of Pain),而对习得性冷酷日益增长的恐惧则是这种关注的一部分。18世纪晚期,麻醉技术出现了重大革新,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在此之前,严重的身体不适是生活中常见的、不可改变的部分。但是随着手术和麻醉技术越来越先进,医生也有能力减轻更多种类的疼痛,从心理层面而言,人们不再需要集体承受痛苦。在1772年至1846年之间(两者分别是发现一氧化二氮和第一次将乙醚用作外科麻醉剂的年份),英美文化发展出一种“对疼痛的新厌恶”,逐渐“达到了憎恶和恐惧的极点的程度”。
 
止痛技术的改进在美国产生了两种看似对立的文化反应。一方面,感伤主义运动——一场影响广泛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将麻醉技术的最新进展推导到其逻辑极端,倡导在所有领域内都减少痛苦。诸如苏珊·华纳(Susan Warner)的《宽广,宽广的世界》(The Wide, Wide World,1851年)等感伤主义小说将对苦难的同情视为人类最大的美德,而感伤主义改革运动则反对在奴隶制、军队、教室和法律惩戒领域内的残暴行为。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什么比禁止一样事物更能引起人们对它的兴趣,许多美国人也越来越多地在别人的痛苦中寻求战栗。
 
在那个时代,美国的BDSM色情文学、对血腥犯罪进行极富画面感的报道的“便士报”(译者注:penny press,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廉价报纸),以及煽情小说的流行都达到了高潮。
 
19世纪的“法国明信片”,出自德国-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和早期性学家理查德·克拉夫特-埃宾男爵(Richard Freiherr von Krafft-Ebing)的个人收藏。© wellcome collection
 
感伤主义者和施虐狂同样对痛苦着迷,只不过他们对它的兴趣所在可能截然相反;并且,双方阵营都将“冷酷的医生”视为有助于表达、审视或谴责这种痴迷的工具。
 
例如,那两位将哥特小说家乔治·利帕德嘲弄地比作变态医生的批评家,使用了同样的比喻作为他们批评文章的主题:利帕德最著名的小说《贵格会之城:或,僧侣殿堂的僧侣》中,赫然耸现的残暴医生的形象。行为怪诞的麦克杜尔尼克医生(Dr McTourniquet)大肆吹嘘各种“美妙”的手术和公开解剖的乐趣(“对于外行人来说,这是一种享受”);一个牙医面对恼人的病人,用大到没必要的力气拔掉对方的牙齿作为惩罚;小说中的反派——虫魔(Devil-Bug)是一个偷窥狂式的折磨者,他把受害者称为“病人”,并把偷来的尸体卖给医生。小说的叙述者说:“不管哪个学派的医生,即便手里拿着解剖刀面对着尸体,都不会比准备屠杀和致人残废的虫魔更大胆、更冷酷。”
 
然而,要论对邪恶医生的描写,路易莎·奥尔科特的中篇小说《医院速写》(Hospital Sketches,1863年)——它属于理论上较为温和的感伤小说体裁——可说是利帕德的有力竞争对手。《医院速写》的内容源于奥尔科特自己在美国内战期间的护士经历,在此基础上做了轻微的虚构改写,小说赞美同情心,将其视为医疗护理的基本美德之一。但是我们的主人公,一位名叫特里布拉辛·佩里温克尔(译者注:Tribulation Periwinkle,名意为“苦难”)的护士,也遇到了她的反面——她所在的华盛顿特区军事医院里的一个冷酷无情的外科医生。“P医生”,她写道:
 
“他对待残破躯体的态度就像我对待破损的衣服一样……像一个熟练的外科‘裁缝‘一样热情地裁剪、锯切、修补和拼接……伤口越复杂,他就越喜欢。”
 
是什么导致了P医生的施虐倾向?罪因再次被归咎于过多地目睹暴行。小说中,我们初次见到他时,他已经在内战中担任着职务,但在此前,P医生曾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56年)中服役,我们的叙述者护士推测,正是“由于长期接触许多肉体上的疾病,(他)养成了习惯,把一个人和他的伤口视作彼此独立”。事实上,这种变得麻木的过程似乎出现了在医院的多名员工身上,就连佩里温克尔护士自己也承认,她对手术的情景有点过于着迷了:“当P医生凝视并探究这些奇妙躯体的机制时,看着他让我生出一种怪异的痴迷。”
 
1863年7月,美国内战期间,葛底斯堡的一个医院帐篷前正在进行截肢手术。© nlm.nih.gov
 
战争并不是让医生(和护士)被痛苦的景象和声音轰炸的唯一环境。即使在十九世纪初期和中叶的普通情景下,他人的痛苦也是医生的生计来源。历史学家马丁·S·佩尔尼克(Martin S. Pernick)写道,在乙醚进入手术室之前,“拥有造成巨大痛苦的情感能力也许是成为一名医生的所有专业先决条件中最基本的一条。”
 
罗格斯大学(Rutgers)的医学院学生阿萨·菲奇(Asa Fitch)带着显而易见的自豪描述了自己在几周时间里的转变:从一个初次目睹截肢手术时“畏缩”的天真小孩,到现在可以眼看一个孩子接受“冗长而痛苦的手术”,并且“感受不到我原来在这种情况下总会产生的恻隐之心”。公众经常抱怨医生的冷酷无情,这一点也不奇怪。
 
这类抱怨中有一条特别尖刻的,出自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他的小说《白外套;或,战舰世界》(White-Jacket; or, the World in a Man-of-War,1850年)讽刺了高智商、低同情心的医学人士,书中卑鄙的医学博士卡德瓦拉德·库提科(Cadwallader Cuticle, MD)正代表了这一类人。
 
《白外套》叙述了一艘护卫舰的冒险历程,作为舰上的首席医生,库提科被誉为“海军中第一等的外科医生”,并且是世界上最好的医学协会的成员。但是,库提科医生在人体解剖学方面的一流教育似乎也使他失去了人类的情感,只剩下一种“纯粹源于科学的无情”。当我们初次见到他的时候,库提科认为他的患者的躯体是成就医学发现(和职业发展)的令人兴奋的机会,而不是真实痛苦的来源:“尽管被呻吟和尖叫包围,被他自己引发的痛苦所扭曲的面容包围”,梅尔维尔笔下的叙述者回忆说,库提科“仍旧保持着一副几乎平静到超乎自然的神容。”
 
与他所象征的“怪医”的刻板印象相符合的是,库提科医生对医学知识的不懈追求——讽刺地——成为了一种会迷乱自我的热情,在某些情况下,它比基本的人类同情心更加影响他的专业判断。为了在海军的其他外科医生面前炫耀,库提科医生选择给一位腿部受伤的海员截肢,而不是像他的同事们建议的那样,采用侵入性较小(但也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治疗方法。这名海员在手术过程中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在术后几乎立刻就死去了。
 
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外套》卷首插图,作者奥古斯塔斯·伯纳姆·舒特(Augustus Burnham Shute),约1892年版。© archive.org
 
可以肯定的是,库提科医生的残忍接近夸张漫画的境界:就像《间谍》中的西特格里夫斯医生和《贵格会之城》中的麦克杜尔尼克医生一样,《白外套》中的这位医生用几近诗意的语言滔滔不绝地谈论他所做的可怕外科手术的“美妙”之处,并收集怪诞可怖、刻画医学异常症状的小雕像。然而,这部小说并没有将库提科博士的冷漠无情刻画成与众不同的类型。相反,这位资历极高、极其冷酷无情的医生只是反映了小说的几条经验教训之一,即拥有巨大社会力量的地位会导致权力的滥用。
 
在《白外套》中,各式各样的海军军官乐于用各式各样的羞辱行为、使人皮开肉绽的鞭打(库提科对此无动于衷),乃至于死亡来控制和惩罚低级别的水手。“海军是堕落者的疯人院。”叙述者直截了当地总结道。这部小说使读者愤慨不已,他们对叙述者的总结十分赞同。体罚改革者把《白外套》分发给国会议员,几个月后,国会议员投票宣布,鞭笞在海军内部被视为非法行为。虽然当代学术界没有发现证据表明,梅尔维尔此书的发行在实质上影响了这一立法决定,但在此后数十年间,大众流言都认为这部小说确实是废除鞭笞的最后一根稻草。
 
“梅尔维尔的暴力小说废除了鞭笞”——这个存在已久的传言表明,小说中扭曲暴力的医生或许也能导向一个乐观的结果:美国人希望,用想象中的残忍来轰炸读者,有时能让他们变得不那么残忍,而不是更残忍。
 
但是,如果说对血腥场面的有益描绘和有害描绘之间的界限听起来很难划清的话,那是因为它确实如此——过去是,现在也是。
 
我们仍然想知道,见识过多少暴行才会唤醒人们对世上之邪恶的认识,又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丧失了对这些邪恶的认识。对于造就了他的那种痛苦至上的感伤文化而言,这位道德上善恶难定的医生——他的权威地位和不断注射进他体内的人类痛苦,既很可能使他成为一个施虐狂,也很可能让他变成一个圣洁的治愈者——是这种矛盾的完美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