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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战略博弈、全球价值链重构

2020-10-09 15:32 主页 来源:未知
中美战略博弈、全球价值链重构

全球疫情扩散后,世界经济增长急转直下,中国和东盟国家走在了全球抗击疫情和疫后经济复苏的前列。尽管许多国家仍未完全摆脱疫情的阴影,但中国与东盟双方经贸合作却逆势上扬,助力区域经济的快速复苏。展望后疫情时期,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前景依然广阔,但也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一、全球疫情下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的第10个年头,这10年双边经贸合作迅速发展。2020年上半年,尽管遭遇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但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仍逆势上扬,贸易额达2979.9亿美元,东盟超过欧、美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由此双方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


近十年,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程,区域内关税水平大幅下降,非关税壁垒逐步削减,中国-东盟双边贸易迅速扩大,其增长分别快于中国、东盟的贸易增长率,区域内贸易比重迅速上升。
据中方统计,2010-2019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从2927.8亿美元增至6414.6亿美元,增长119.1%,高于同期中国进出口贸易的53.9%增长率,贸易比重从9.8%升至14%。据东盟方面统计,2010-2018年东盟与中国区内贸易额从2355.1亿美元增至4837.6亿美元,增长105.4%,高于同期东盟进出口贸易的41.1%增长率,贸易比重从11.8%升至17.1%。2019年,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9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区域市场规模扩大,投资领域限制放宽,营商环境得以改善,该区域逐步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热点地区,并跻身世界上吸引FDI流量最大的地区之一。
据统计,2010-2019年,中国-东盟区域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从2252.8亿美元增至2969.5亿美元,增长31.8%;该区域吸引的FDI占全球FDI总流量的比重从16.2%增至19.3%,占发展中国家FDI总流量的比重从36%增至43.4%。2010年,中国-东盟区域吸引的FDI流量仅次于欧盟超过美国;2018年,该区域吸引的FDI流量超越欧盟和美国居世界首位,2019年仅次于欧盟居世界第二位。
2020年上半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4721.8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3%,而其中东盟实际投入则同比增长5.9%;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仍有所增长,如对印尼为24亿美元,对越南为15.8亿美元。


面对全球疫情,中国-东盟经贸部长发表《关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加强自贸合作的联合声明》,承诺保持市场开放,消除不必要的贸易限制措施,营造良好的贸易投资环境,充分发挥中国-东盟自贸区在应对疫情中的重要作用,力促区域经济早日复苏;中国-东盟交通部长也发表了《应对新冠疫情,确保物流链畅通,助力复工复产联合声明》,强调加强合作,共同努力保障中国与东盟之间运输和物流体系畅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同时,中国和新加坡、老挝、缅甸、印尼等东盟国家建立了人员“快捷通道”和货物“绿色通道”,恢复与越南等东盟国家的直飞国际航班,并积极探讨建立中国-东盟和东亚区域“快捷通道”和“绿色通道”网络,推动区域金融安全网建设,维护地区供应链、产业链和金融稳定。
在疫情防控中,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重点合作项目仍取得进展。例如,中老铁路老挝段全线75座隧道实现全部贯通,印尼雅万高铁项目在重难点工程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泰国政府内阁批准增加中泰铁路第一段曼谷至呵叻投资等。


二、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影响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疫情扩散对全球价值链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它暴露出全球价值链的高度脆弱性。疫情后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必将加快,跨国公司的价值链重构将更加关注安全,促进本土化,重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因素,甚至涉及大国关系的政治因素。
美、日等发达国家实施了鼓励本国跨国公司从中国回归本土或转向东盟国家的措施,这将促使全球价值链和区域生产网络的重组与调整。不过,在疫情前这一重组与调整已经开启,中美贸易摩擦加速这一进程。一些跨国公司逐步将部分生产过程和工序从中国转向东盟国家,这势必改变原有跨国公司的区域生产网络,这将直接地影响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的现实基础。
作为全球价值链和区域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是以跨国公司主导、以中间产品为特征的价值链贸易为重要基础。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东盟区域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间产品贸易增长速度远超过初级产品、最终产品和贸易总额的增速,现有中间产品贸易比重已超过贸易总额的60%。
据统计,2010-2018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增长99.2%。其中,中间产品增长118.8%,初级产品、最终产品则分别增长18%和89%。在进出口商品结构中,中间产品占比从56.9%增至62.6%,而初级产品占比从9.6%降至5.7%,最终产品从16.8%增至31.8%。
例如,长期以来中国与越南双边贸易一直增长缓慢,但自2016年起越南一跃成为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最大伙伴。究其原因,主要是以韩国企业为主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和越南投资设厂构建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韩资在华企业和在越企业之间的中间产品贸易带动了两国贸易的大幅增加。
可见,中国与东盟贸易的扩大主要来源于中间产品贸易,而中间产品贸易主要来自跨国公司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公司内贸易。

在后疫情时期,如果说跨国公司寻求将全球价值链和区域生产网络全部回归本土或转向东盟国家,与中国完全脱钩,那么以跨国公司价值链贸易主导的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将受到严重的冲击。
然而,在现有的全球价值链中,中国既是全球制造大国又是全球最大消费者,使得跨国公司又要保留在中国的生产和经营基地,部分中间产品(半成品和零部件)仍需要由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企业和中国当地企业来提供。
例如,近年韩国三星公司逐渐将部分生产和工序从中国转向越南,该公司已在越南设立8家工厂和1家研发中心。尽管越南当地有上万家三星的供应商,但约三成的中间产品依然要从中国进口。据2018年韩国三星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公司在中国仍有14家生产基地、10家研发基地,11家销售基地、4447家服务中心,拥有约6万名员工,并保持包括设计、研发、采购、生产、售后的完整本土化体系。
因此,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西方跨国公司将产业链全部撤离中国转向东盟国家短期内难以实现,但会有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后疫情时期的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和东盟国家相互支持,共克时艰,走在了全球抗击疫情和疫后经济复苏的前列。后疫情时期,随着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增强,双边自贸区升级版的实施,加上即将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前景依然广阔。
不过,由于国际和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全球价值链重组与调整的加速,尤其是中美战略博弈引发的贸易摩擦,使得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仍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这需要各国进一步增进互信和扩大合作,携手共创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首先,落实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整合。2015年1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成果文件正式签署。2016年7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率先对中国和越南生效。2019年8月22日,所有东盟国家均完成了国内核准程序,10月22日起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对所有协定成员全面生效。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将为区内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区域生产网络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也将带动区内贸易与投资的持续增长。
其次,以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契机,扩大双边经贸合作。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引发国际贸易环境的急剧变化,中国和东盟国家达成共识,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进程。自2013年5月举行RCEP首轮谈判,RCEP谈判历时7年,终于在2019年11月由RCEP的15个成员国(除印度外)完成谈判,拟在2020年底签署协定。RCEP15建成之后,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也有助于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双边经贸合作。


第三,利用全球价值链的调整,构建中国和东盟企业主导的区域价值链。在新的国际产业分工的格局下,除了继续为现有区域生产网络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中国和东盟还应推动区域经济整合,促进区内的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有计划地逐步在区内构建与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平行的、以中国和东盟企业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或生产网络,要鼓励和引导中国企业在当地建立产业链和供应链,增强中国企业与东盟企业密切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逐步打造新型的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微观基础。
最后,关注影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的美国因素。近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导致全球贸易增长减缓,各国开始调整贸易政策,使得区域贸易环境发生了不利的变化。例如,2018年3月,美国宣布对各国钢铁和铝制品加征关税,这对中国与东盟钢铁和铝制品贸易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东盟是全球重要的钢铁进口国,美国加征关税导致国外同类产品转向东盟市场,中国对东盟的钢铁和铝制品出现明显增长。2019年3月,印尼和马来西亚开始对中国钢铁制品征收反倾销税,越南则在6月宣布对中国铝制品征收暂时性反倾销税,9月越南启动了对中国低碳冷轧板和冷轧卷的反倾销调查,并决定2019年10月起继续征收反倾销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