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不惜一切救经济!
这只是又一次对经济衰退的恐慌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新风景
5500亿元!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
宜宾市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疫情当下,新实体经济如何自救

2020-03-03 11:35 主页 来源:未知
疫情当下,新实体经济如何自救

  目前我们处在比较特殊的时期。 新冠肺炎疫情在感染蔓延,中国很多省份尤其是湖北省非常严重,疫情给大家的家庭、生活、社交和工作都带来了一些影响。中国经济走到今天,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整个经济都在转型升级,新实体经济可能是整个经济社会下一步转型的方向。

  疫情带来多个挑战,改革攻坚战仍要挺进

  疫情对我们今天的挑战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当前疫情形势比较严峻,过低的复工率,对生产秩序和供应链有一些挑战。二是从整个社会经济的形势来看,物流和交通体系受到疫情的影响,对物价应该会带来大的变化,需要预防通胀的发生。三是今天政策调整又导致整个社会债务固化,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四是疫情对社会治理、应急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带来考验,企业的外部环境有了新变化。五是外界对中国的看法出现了一些变化,目前影响比较难评估。这五个方面包含了多重的困境,每个企业家和商界人士应该思考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做。

  2020年是打赢三大攻坚战的决胜期。目前又处在风险叠加的时代,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打好三场攻坚战变得尤为重要。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经济,各地政府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更多是救助型政策,如果疫情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也就是2月底到3月得到有效的控制,救助型的政策对营商环境和企业有一定的帮助。如果疫情蔓延更长的时间,救助型的政策很难起到有效作用。那么可能只有政策环境变成补偿型的政策,才可能解决问题。

  对企业来讲,政策的变迁也是营商环境的变化。但是,不管政策怎样变,每个企业的发展最终要靠自身能力提高,靠自身的资源配置优化,靠自身竞争力提升,也就是依靠自变量。

  疫情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冲击尤其严重,华为面对困境的处理方法值得借鉴。华为在2019年遇到来自国际环境、世界经济变化等多方面的挑战,形势严峻,困难重重,华为还是做了很多的转型和资源调整、配置。华为轮值CEO徐直军讲话中谈到,2019年华为收入超过8500亿。新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如果能按照华为的方向和策略,按照华为资源配置思路去做,新时期应该有很多的前景。

  新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经过40多年的发展之后,从衡量企业生产效果来讲,我们看到传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急剧下滑,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2010年前后到达底部,到今天为止始终在低位徘徊。中国工业企业资本收益率也非常低。

  可以看到,中国的实体经济经营者在给银行打工。从工业企业资本收益率对比来讲,这样做非常不理想。为什么金融资本甚至很多企业家较少投实体企业呢?这也是问题的核心,从结果来讲,投资回报率是达不到预期的;本质上来说,因为传统企业运作方式下全要素生产率太低了,投资在里面没有边际效益。如果不转变传统实体运营模式,在这里面追加投资是没有前景的。

  实体企业也必须要面对社会更多的期待。传统的实体企业过去带来负的外部性。譬如,过去一讲到传统企业就会提到工厂冒烟、制造业企业“傻大笨粗”,带来很多环境污染等,这就是典型的负外部性。过去谈到实体企业也会提到合规性,很多企业是靠逃税偷税提高自己的利润率,靠不合规的运营提高自己的利润率。这些形式和负的外部性在今天这个时代难以适应环境变化,也不适应企业发展自己的路径。

  最近几年,我们一直在研究和推出“新实体经济”的概念。新实体经济有四个主要特点:一是新实体经济必须推出有性价比的、有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是能够有效满足客户真实需求的,这是主要特征。二是新实体经济必须掌握和突破核心和前沿技术,即必须是科技密集型的企业。三是新实体经济必须容纳新型人才就业。今天进入就业市场的人已经不是80后,也不是90后,而是95后、00后。新一代的人才适应什么样的企业?怎么样容纳人才就业竞争?这是每个企业要思考的问题。四是新实体经济必须要摒弃过去负的外部性,能够做到生态环保可持续,这是最重要的特征。另外,新实体经济必须要出现新一代的领袖级的新实体企业家,因为企业家对于整个社会和企业发展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新实体经济企业的驱动力来自哪里?第一类是技术驱动。第二类是企业消费升级。比如,2019年春节大年初一中国电影院线票房有14亿多,受疫情影响2020年春节大年初一中国票房电影院线收入只有190万。可以看出,在消费升级的时代,过去消费驱动的企业,必须重新思考增长驱动因素。第三类是商业模式的变化。第四类受政府型的驱动。在特定形势下,政策对很多行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光伏、新能源汽车等,特别是在中国行业受政策影响非常大当找出行业驱动力的影响因素之后,要重新思考增长来自哪里,这是非常关键的。

  只有推进中国的制造业、让中国的现代工业、高端工业向新实体经济转变,中国经济才能迈入高质量增长和高质量增长时代,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才能实现。

  中国金融进入了高质量时点,企业家当与金融从业者共谋共舞

  过去做实体经济的企业家都在讲,我们做实体经济有很多研究技术、专业和产品、核心资源配置,我想给今天所有企业家提一个建议:企业家要多学习,多研究金融和财务的知识,企业家要有与投资者和权益金融从业者共舞的心态。因为中国经济、金融今天进入到了高质量的时点,过去40年经济实体相对来讲是在粗放型、人口红利、开放红利形势下发展起来的,今天进入高质量的发展,我们就要重新思考企业资源配置方式。

  中国金融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应该说也是在银行信贷主导的间接金融形势下发展起来的,未来我们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把握住服务实体经济核心主旨。同时,金融从业者一定要从理解实体经济、理解技术的价值、理解企业的发展生命周期、理解企业最终的估值和资本、市场运作等角度,使我们的金融得到更好的提升。

  我们也一直提倡中国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发展中国的权益金融。什么是权益金融?权益金融就是能够和公司股东、企业家共担风险的金融,这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只有权益金融才能够支持科学研究,支持企业的创业行为。更多的风险投资和股权基金出现,能够帮助企业再融资,同时能够“融智”,为不同的企业提供融资和资本运作服务,帮助企业更快发展,这是整个金融业发展下一步思路。未来,企业家更多理解财务报表和金融运作逻辑也是非常重要的。

  新实体经济企业如何做好自救与变革?

  一,做好预案。对每个企业来讲,做好自己在特殊形式下的预案,预案拒绝和他人一起奔向悬崖。中国有一句话:“凡事预则立”,只有做出来预案的企业,才能想出来下一步的应对措施。

  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前段时间的一项研究,他们访问了大概几百家民营企业,问了一个问题:大家认为在疫情形势下下一步如何恢复经济?回答较多的是:加强法治、完善市场环境、提升政府的官员的积极性、提高办事效率、树立企业家的信心、加大混改力度、深化国企的改革、更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方面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本身其实和疫情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我们每个人在做预案时要考虑到真实的情况,结合企业所处的行业对下一步疫情的性质或者特殊形式的性质要有一个判断,作出决策预案。

  二,重新瞄准。在特定的形势之下,如果不去调整,往往没有找到问题真正的关键点,没有找到瞄准的方向,只有在行动中间,发现自己的问题,开一枪才发现林子哪里有鸟,用更多的子弹,用更多的力量、资源攻克战线,才可能获得更大的成绩。对企业来讲,重新瞄准举措主要包括:

  首先,也是最核心,每个企业要尽可能用各种融资手段提高现金储备,包括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等任何可行的融资手段。企业只有尽可能多的提高自己的现金储备,在特定形势下,才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其次,优化精简供应链。过去一个企业有自己的供应链管理,但是只有在特定的形势之下才会发现供应链最牢靠和最薄弱的环节在哪里。这种形势下,企业优化自己的供应链,瞄准后再开枪决策。

  第三,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疫情期间,移动互联网,包括手机移动办公、在线办公应用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应用信息技术,或者把信息技术和自己的业务流程和企业运营逻辑更深入更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个事情才刚刚的开始。确实应该在瞄准中间发现信息技术怎么样精简流程、怎样节省成本,怎样改变过去交流和沟通的方式,提高协作的效率,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第四,发现真正对企业关键的岗位和人才、组织模式。比如最近流传一则笑谈:这么长时间不上班,才知道哪些岗位是真正有用的;这么长时间没上班才发现,我们不去上班这个公司的运作可能会更好一点。企业组织运行模式也要重新考量。

  第五,每一个企业尤其是新实体经济的企业,必须要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定位都想清楚,找到平衡,这个企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提高核心竞争力。对新实体经济来讲,企业要把竞争力当做最核心的问题。当前去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面临很大挑战,尽管中国不想在全球经济中间走向脱钩,也不想面对这样的现实,但是我们只能靠自己涌现出更多有竞争力的新实体经济,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创造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提高中国经济质量和效益。每个企业必须把突破新技术当作第一动力,建立、迭代并发展自己的商业模式。每个新实体经济的企业都要努力适应走全球化的道路,而且是天生全球化的道路。

  四,注重自我变革,不要过多在意政策。如果疫情短期结束,更多救助性政策会起一些作用,如果短期不能解决,可能就需要一些补偿性的政策,需要更有力度的政策。

  但是,这些政策都是外部环境。很少看到有价值的企业是靠外部环境发展起来的,每个企业的长期策略、长期努力、资源配置、企业家带领团队的努力,都是更重要的发展原因。当下,期待政府救市、政府干预是个悖论。越期待政府干预,可能干预效果未必能落实体现在企业身上。对企业家来讲,只有自我变革,提高实力,增强“免疫力”,才更有机会在下一代竞争中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