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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造资本主义经济

2021-02-23 06:01 主页 来源:网络整理

  2021年2月,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上,永安百货正在进行年度打折促销,每年春节前后这里的通宵购物,一直是上海商圈里的重头戏。

  “永安”二字,即便在百年前的上海,也是响当当的“王牌”百货公司。1918年,永安公司在上海成立,它是上海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中业绩最好的一家。欧洲建筑风格,入口采用爱奥尼亚式双柱,转角“绮云阁”为巴洛克式塔楼。一层的临街大玻璃橱窗,开上海各大商场以沿街橱窗陈列商品的先河。

  永安见证了上海的繁华,也见证了这片原本几乎被地主、大资本家控制的土地,转变为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

  “党中央原计划用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想到,7年就基本完成了这项任务,实施时间之短促、快速,几乎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党总支副书记、研究员张秀莉告诉记者。1949年至1956年,不少接受“公私合营”的资本家对“不一样的”中国共产党印象深刻,用7年时间快速完成的改造工作,为新中国经济此后的振兴发展奠定了基础。  

  黎明前夕

  1937年,淞沪会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永安公司老板、爱国资本家郭琳爽率永安公司全体职工每天上午开业前和下午收市后齐唱《义勇军进行曲》,以表示壮烈之民气。上海解放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向郭琳爽做工作,希望他留下来迎接解放,一起建设新上海。郭琳爽拒绝了父亲的包机,作出留在上海的决定。

  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的前一夜,郭琳爽没有回家,而是留在了新永安大厦15楼的办公室里。清晨,他听到窗外有些声响,发现街道上有一排排席地而卧的解放军战士,怀里抱着枪,身着灰布军装。这群解放军,深夜入城,席地而卧、没有打扰人民的行为,感动了一群像郭琳爽一样的商人。

  同一天,一夜未眠的,还有荣氏企业的老板荣毅仁一家,他们全家胆战心惊地在楼下的夹道里躲了一夜。早晨,听人报信说解放军进城秩序“交关好”(很好,上海话),他便亲自开车上街转了一圈。士兵们睡在街头,态度和善,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军队大不同。

  近代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以荣氏企业、永安公司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始终占据较大比重。据统计,1949年上海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拥有工厂20149家,年产总值人民币267352万元(按1955年发行的新人民币币值计算),职工424951人。全国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有16.35%集中在上海,上海资本主义工业的年产总值和职工人数分别占到全国总数的39.15%、25.85%。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能否顺利完成,对新中国国营经济奠基至关重要。

  宁可国家亏一些,也要维持生产

  上海的资本家们很快发现,进城方式的不同,还远远不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最主要区别。具体到做事的方式,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

  荣家对此恐怕体会最深。1948年,蒋经国强令收缴黄金外汇,荣毅仁的堂兄荣鸿元买棉纱存了外汇,被关押并交给特种刑事法庭审理。荣家拿钱“捞人”,法庭庭长与荣家频频谈判当面开价,连司法部长的叔叔、看守所长、伙夫、门警都要打点。77天后,人虽放了,但荣家支付现金加上用棉纱、面粉的账单抵付,花费了50万美元。

  到了1949年6月2日,荣毅仁和上海滩的商界大佬们开着奥斯汀、雪佛兰等豪车去外滩中银大楼见识共产党官员“登场亮相”时,这群大佬大为惊讶——陈毅市长竟然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布军装,脚穿线袜布鞋,和大街上睡觉的士兵没什么两样。

  陈毅和潘汉年两个学者模样的人,给资本家们讲清了“十六字”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荣毅仁后来回忆,当时陈毅虽然朴素,但眉毛一竖又很威严:“毛主席派我来上海,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是来改造这个旧城市,准备作斗争的,我们完全有办法对付那些违法破坏的人!”

  中国共产党怎么说的,就是怎么做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是需要改造的,工人阶级的权益也是要争取的,但共产党政府也不能看着资本家的工厂倒闭、资本家没饭吃、工人没处工作。

  面对许多工厂倒闭的困难,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加工订货”的方式提振经济。简而言之,就是政府出钱向资本家“团购”事关国计民生的产品,政府提供原材料,资本家的工厂负责加工产品,并从中取得正当利润,渡过难关。这一过程中,国家对接受加工订货的工厂往往以低价供应原料,承受了巨额的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