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死论生，启发学生“活出自己” 

以死论生，启发学生“活出自己” 


为自己撰写遗嘱、墓志铭，参观殡仪馆，探究不同死亡形态与生死两安问题……在广州大学名为《生死学》的选修课上，每一位学生都会经历此类课题。这是国内高校较早开设的“生死课”，授课老师胡宜安讲授了23年，中国的死亡教育也已探索了近40年。
死亡教育兴起于西方世界，1955年，诗人T.S.艾略特提出死亡教育与性教育同样有必要。1974年，美国开设“死亡与死亡过程”等课程的大学学院有165所；中学程度以上有关死亡教育的课程达1100门以上。为中国大众熟知的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的《死亡哲学》公开课，在互联网上点击量过亿。
上世纪80年代，以安乐死为焦点，拓展至临终关怀、殡葬管理等，死亡话题在国内引发越来越多的讨论。1991年，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段德智开设选修课《死亡哲学》，开始在高校系统讲授死亡话题。1997年，我国医学院校编著的第一本关于死亡教育的教材《人的优逝》出版。胡宜安也曾撰写过《现代生死学导论》，如今这本书成为不少高校“生死课”的教材。
死亡教育还曾进入多所高校医学院的课堂。2005年秋天，山东大学选修课目录中出现一门新课程——《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为了缓解医学生对解剖的恐惧，该校基础医学院副教授王云岭开设了这门课程，起初只对医学生开放。后来他却发现，总有其他专业学生来“蹭课”。
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尹梅和同事察觉到，“面对医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似乎觉得生命可以被无限地延长，遗忘了死亡。”探寻死亡的真实意义、坦然正视死亡的现实，选修课《你恐惧死亡吗？》应运而生。
“未知死，焉知生。”“生死课”名为谈死，实为论生。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教师陆晓娅开设了选修课《影像中的生死学》。“这门课，是以影像为媒介的生死教育课程……希望用一种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去碰触 ‘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来带动大家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陆晓娅期待，学生们从死亡的焦虑中体悟，“我怎么活出我自己”“怎么样让我自己的生命是活泼的”。
如今，“死亡教育”“生死课”在国内不断发展，变得不再神秘。据教育部2020年底公布的消息，国内已建设《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生死学》《死亡的社会学思考》等50余门视频公开课与精品资源共享课，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广州大学等部分高校开设了死亡教育相关课程，除了理论知识的教授，写遗书、立遗嘱、参观殡仪馆等课外实践形式也逐渐加入到教学当中。在未来，还将推进高校新生心理健康教育（包括生死教育课程和内容）的公共必修课的全面开设，健全心理健康和生死教育课程体系。
清明节前夕，南方都市报、N视频记者专访了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宜安，他表示《生死学》课程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只有正确、理性的认知死亡，方能透彻领悟生命的宝贵与意义。在这堂别具一格的“生死课”上，他带领学生们解开死亡的禁忌，“学习如何从容地面对衰老、面对死亡，学习如何与家人相处，爱或者被爱”。
胡宜安。
【对话胡宜安】
谈生死教育记者：越早越好、越及时越好
记者：相比“生死学”，“生命教育”在国内教育体系中似乎更为常见，这二者间有何异同？
胡宜安记者：生命教育在国内的开展时间更早，内容与形式也更为丰富。但我始终认为，如果不谈死亡，生命教育将失去根基。传统的生命教育主要从“生”的层面展开，探讨生命的宝贵与多彩。而生死教育将死亡看作生命的内在本质，强调正是因为有了死亡，生命方才宝贵。
记者：你最初为什么会萌生开设《生死学》课程的想法？
胡宜安记者：人生哲学、伦理学是我本身的研究领域，而若要追问人生价值，对生死问题的探讨是最底层的根基。如果对生死本身的理解不够透彻，那么所有基于其上的研究都是不到位、无意义的。
我的自身经历则是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小时候参加送葬，看见大人们把棺材放进土坑，用铁锹掀土埋葬的那个瞬间，一股莫名的焦虑与恐惧涌上我的心头，久久挥之不去。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心理其实十分常见，主要是由于在生死问题上，没能得到及时的心理疏导与认知启蒙。
因此我越发意识到，生死教育必不可少，而且越早越好、越及时越好。2000年，借着教育改革的机会，我开设了《生死学》这门选修课。
记者：《生死学》课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有哪些思考是与现实问题息息相关的？
胡宜安记者：我在课程大纲里设计了很多内容，包括生与死的概念和本质，疾病、衰老、灾难、死刑等死亡的形态问题，临终关怀、安乐死、器官移植、丧葬礼俗等生死两安问题……
我会在课堂上把基本概念和一些案例讲给学生，然后抛出问题，和大家一起探讨，一起思考。如人在面临无休止的痛苦时可能是毫无尊严的，那么在生命的最后，究竟应该死马当作活马医，还是选择有尊严地离开？生命是稍有不慎就会消损的东西，但为什么总有人毫无敬畏，视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如草芥？有医生说过，许多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是非常恐惧的，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对死亡的认知，在面对自己结局的时候能更从容、更坦然？
谈课堂上写遗嘱记者：是向死而生的体验
记者：《生死学》课堂有哪些特别的内容设置与安排？
胡宜安记者：由于没有可以借鉴的先例，起初，我更多是从理论角度进行讲授，后来则越来越强调学生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现在每个学期，我都会给学生安排一项特殊的作业——给自己写一份遗嘱。这其实是通过文字的方式来进行一次向死而生的体验。假设自己将要死去，将如何安排后事。只有把自己置于将死的状态，回过头来方能感知生的可贵。
这一教学设计的效果很好，有的学生一边写一边就哭了出来，“我真的会有这一天，那活着的时候该怎么办？”“如果我就这么走了，爸爸妈妈怎么办？”“我还有很多事还没有做……”这些感悟都将激发学生去进一步思考生的意义与方向。
除此之外，我还曾带着学生去殡仪馆参观，并邀请乡村支教志愿者、被称为留守儿童“好爸爸”的“广东好人”肖钢，及以南方医科大学研究叙事医学的杨晓霖教授等来到课堂上，向学生们分享经历。
如果以后条件成熟，我还打算联系殡葬行业的从业者、重症监护室的医生等时常需要接触生死的工作者走进课堂，和学生们一起探讨。
胡宜安在课堂上。
记者：这种体验式、参与式的教学带来了怎样的效果？
胡宜安记者：我一直认为，学生能够真情实感地表达、思考，在面临生死时明白该如何为自己或协助亲朋决策，就已经很好了。课堂上的分数不是重点，如果把生死学课程纯粹当作应试教育去对待，就失去了它的意义。火葬场、殡仪馆等都是非常独特的空间，是个体和世界做最后告别的地方，学生身在其中才能够得到更加真切地感受，在体验中印证课堂上的认知，同时更加深入地体会、内化。
同时，教人也是自教。上《生死学》课程的这二十多年，也是我自己克服对死亡的恐惧的过程。我也在学习如何从容地面对衰老、面对死亡，学习如何与家人相处，爱或者被爱。
谈社会认知记者：对待死亡的态度更加开放
记者：近年来，社会上对于生死话题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胡宜安记者：和过去相比，人们讨论死亡的空间正在逐步变大，对待死亡的态度也更加开放，这是一种向好的迹象。前几年，广州大学举办了两场有关生死学的学术研讨会，获得了许多关注，有很多学生都来旁听。我所教授的《生死学》课程，也屡次登上热搜，引发网友们的热烈讨论。这些现象都能说明，与死亡相关的话题不再是遮遮掩掩的事了，也不只是几个感兴趣的研究者在私下空间里讨论的课题，而是越来越变成大家熟悉的话语。这正是我多年来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记者：如今的《生死学》是一门大学中的选修课，在你看来，理想的生死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
胡宜安记者：我理想中的生死教育应该是全程的、全员的，同时更应该是系统的、可持续的。直接越过前面的人生阶段到老年时再进行生死教育显然是不现实的。我曾有学生到养老院当志愿者，和老人们相处得特别好，但一旦提到“死亡”的话题，老人家当场就翻脸了。虽然学生的本意是好的，但在实际情况中，老人家没有接触过生死教育，缺少相关的认知储备，自然很难接受这种讨论。所以，我认为生死教育应该成为一个专门学科，并作为从小学到大学的一门必修课，循序渐进地开展。
同时，生死教育也应该多从更加多元的维度去进行思考与探讨，与安宁疗护、殡葬行业等方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殡葬行业为什么不受欢迎？以生死学视角来看，除了民众避讳死亡的观念，更重要的还在于殡葬业以“死亡处理”自居的行业身份自我建构与认同，中国现代殡葬业在吸收西方殡葬模式时缺失了生命仪式的本质内涵。但其实，殡葬是生命流程的一个环节，在殡葬活动中，人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作为遗体而存在的逝者，更多的是作为曾经活在世上的一个人，这便是“事死如生”。
记者：对于《生死学》课程乃至生死教育，未来你还有哪些规划？
胡宜安记者：我如今也到了快退休的年纪，这几年准备将生死问题的思考、生死教育体会以及自身经历等内容整理成著作出版，以文本的形式梳理保留下来。另一方面，我也准备和相关业界人士共同探讨殡葬祭祀、安宁疗护及社区生死教育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以期为相关事业的推广、推进作出应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