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曾有两个科教片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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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扶智”行动助力产业脱贫致

新中国曾有两个科教片高峰期

2019-09-30 14:24 主页 来源:未知
新中国曾有两个科教片高峰期

项先尧,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电影家协会会员,从事电影电视工作近40年。退休前是上海电视台主任编辑、记者。1975年进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20多岁的项先尧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制片。1998年开始当导演,拍摄的科教片《防治美洲斑潜蝇》曾获中国电影华表奖。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影视合流”,项先尧也和其他老科影人一样到了电视台。他是老科影坚守拍片的最后一人,今年才退居二线。项先尧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先后拍摄了上科厂建厂50周年的专题片《银幕上的教授》、《走出精神障碍的困惑》、《留下绿水蓝天》、《警惕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危害》和《蓝藻暴发——大自然的警示》等科普电视节目,还执导了大型科学纪录片《中国珍稀物种》,先后参与拍摄了《中国大鲵》、《扬子鳄》、《震旦鸦雀》、《岩羊》、《文昌鱼》等,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
 
床板拆下来到弄堂里打乒乓
 
我1954年出生,在上海上小学大概是1962年。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我们这样一批人,主要靠自学。1966年到1968年是休学停课的状态,直到1968年才又开始上学。我上的是民办小学,解放后孩子很多,我读中学的时候有11个班级,下一届有15个班级,公办满了就进民办,民办小学没什么师资,经常是高中生来当老师,有些人代几天课又走掉了,虽然环境不好,学生的求知欲却很强。
 
课余时间我也爱看书,幸而几个隔壁邻居都是一些老学究,家中书箱子里边藏了一些好书,像《三言二拍》这样的线装书也都是在藏书箱子里找出来看的,所以我现在繁体字还很知道,这对我以后自学考中文系帮助很大。还有个读书的好地方就是家周围的几个小书摊,老板都认识我,小人书新书一分钱一本,旧书一分钱两本,一坐几个小时。
 
我家里面经济条件还算可以,有个五灯交流收音机,听《上海之春》或者听听滑稽戏;我也爱看电影,《三毛做生意》《大李、老李和小李》、包括六小龄童父亲六龄童演的绍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当时小孩子都特别喜欢体育活动,比如说把家里的床拆掉,把床板拿出来,摆摆好打乒乓。当时的乒乓球有好几种,一种叫红双喜,很贵的,还有一种全白的,上面用蓝颜色印上去三个字——“等外品”,就是次品。当时对质量的检验很严格,稍微有点瑕疵就作为“等外”处理,好的两毛钱,次的几分钱一个,打坏了也不心疼。
 
平时上课回来,相邻弄堂里四五个学生组织一个家庭学习小组。在谁家学习大家商量。这样学习有什么好处?大家可以取长补短,做完了作业还可以一起玩。女孩跳跳橡皮筋,男孩跳跳绳,还有些稀奇古怪的游戏,比如摔碗,把泥巴装进碗里,然后翻过来一扣,看谁碗底破的洞大!打弹子、滚铁圈、顶橄榄核,统统都是脏的,现在小孩子怎么可以这么脏?!其实,过去的“九子游戏”,远远不止九子。
 
讲起来,好像和小时候玩的游戏有关,我们这代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独立。到任何地方很容易适应环境,比较合群,讲究合作。现在的小孩都喜欢宅在家里,爱拿手机交流。我孙子喜欢玩“吃鸡”,打得很好,但我觉得有点浪费时间。我退休以后也在网上看书比较多了,买了视频网站的会员,看一些以前不会去看的片子,评分低、很冷门的艺术片。有些片子看着分不高,但内容很好,不跟风,还是一件应该用心判断的艺术作品。
 
插队落户前,锻炼身体是成风的
 
1968年,毛主席颁布了121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其实在这以前已经有下乡了,到黑龙江已经有一批,我是1971年拿到下乡通知,去五四农场。我们这一届“打预防针”是打了两年了。上海知青到江西、皖南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对上海人来说,那几个地方吃大米,吃面食的地方上海人还是不适应。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很能吃苦,因为从小受教育就是吃苦耐劳,即便家庭条件好,也要自立吃苦,这好像是家长对小孩的一个最基本要求。
 
两年的预防针打下来,在心理上在体能上面,是做好准备的,因为当时会分到哪里都是未知数,心里会琢磨,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人家欺负你怎么办?所以自己要想办法强健体魄。
 
我当时学了一套“小虎燕拳”,实际上是一个套路拳,没有实战性,能唬唬人。还有什么“心意六合拳”,口诀是:心与意合,意于气合……那两年弄堂里面到了晚上咣啷咣啷好多锻炼身体的,玩石锁的、玩杠铃的,也不算健身,大多为了保命。你到农村里去,你不去打人家,最起码不要被人家打趴下。
 
实际上我在农村只待了一年,就到了高桥化工厂培训。我对化工一窍不通,可我做事认真,我花功夫把整个工艺流程都画出来,还拿着图去母校找化学老师请教,通过这样的“学习”,18岁刚过,我就做了工班长,过了一年还回到农场筹办五四农场化工厂,有模有样地做起了别人的师父。
 
1975年,我上调到电影局。我是实行上海国营农场上调政策的第二批农场职工,第二批人比较多,因为当时大量的人都到农村去了,上海市区的好多厂都缺人。因为在农场我就爱写写画画,出出黑板报,写写年终总结,参加奉贤县那边的赛诗会,他们知道我对文化有偏爱,于是把我上调到电影局。那时候一个农场里普遍文化程度很低,能把一个通知写得很规范的人都少,所以我还是沾了酷爱文字的光。
 
中国科教片有两个高峰期
 
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是: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做这个工作,一般都做到退休。知道自己要几十年做下来,自然必须对自己有要求。
 
我到了电影局先是做制片,就是外联,要掌握预算、安排拍摄,方方面面很琐碎的工作,但其实也是跟创作有关系的。我做制片的第一部片子叫《天体的来龙去脉》,作品很复杂,要在摄影棚里面搭出一个九大行星的模型。联系那些设计单位基本上都是我去。我当时很用心,和当时负责特技的设计师和摄影师说,你叫我做什么事尽管说,我能够做到的肯定努力去做,但有一点,你必须告诉我,用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我要学,人家未必肯教,他凭什么教你?所以我这样说。他们最后都告诉了我。比如说一些模型的搭建,一些透镜合成、玻璃珠银影幕合成等等,这些全是那个时候跟他们硬逼出来的。
 
那些老先生好多都是解放以前就在电影厂拍故事片了,都是很了不起的人,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真的很幸运,对以后做导演很有帮助。
 
实际上国内科教片有两个发展的高峰期,第一个时期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出台,第二个就是8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很多都跟科学有关。因为一个国家科学上不去,民众的科学素质都很低,这个国家是很难挺胸抬头的,所以科教电影制片厂就在那时候应运而生了。
 
它是一个作用力和一个反作用力。
 
国家想搞这些大工程,大的科学项目,必须后继有人,要在整个国内营造一个大家尊重科学爱科学的一个氛围,说得通俗一点,必须让大家明白,科学是有用的,科学是能改变生活的。
 
当时就拍了很多黑白片子,比如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包括“国庆五周年”“国庆十周年”、当时科影厂承担了新闻纪录的工作。这些纪录片是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拍的都是一些五年计划里的上海工农业建设和科学研究的成果。
 
新闻电影最大的一个缺陷是时效性差。以前有一个叫《新闻简报》(故事片开场前放),要我说“新闻简报”实际上是“历史简报”,因为拍电影拍完送到电影技术厂,冲洗完以后再做拷贝,再做声音,这个工艺一般最快也要一个星期,你说不是“历史简报”是什么?
 
也有优点,当时你的机位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以前拍电影比现在拍电视厉害多了。他们用电影机就叫“抢新闻”。好在科影厂的人好多是拍过新闻纪录片的,不用彩排预演,把光圈放在什么位置不容易虚掉,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你愿意出现在哪个地方没有任何人敢阻拦你,只要你挂着个牌子。
 
比方说摄影师今天在家里休息,突然有个电话打过来交代任务,你到什么地方找谁报到去,摄影师也不知道拍谁,结果车门一开毛主席下来了,以前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当然这样的摄影师必须接受业务能力和政治审查两道考核。
 
那次拍摄全厂的精英全去了,还临时借用了飞机场的探照灯
 
1980年代拍葛洲坝截流是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截流的那天是最危险最关键的。
 
那是我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参与过的最庞大的一次团队,主创人员40多个人,7台摄影机,包括高速摄影机,拍摄现场天上有飞机,河里有船,岸边还搭了一个大的十米高台居高临下在这里那里拍。
 
白天一直拍到下午。晚上黑不隆冬拍什么也看不出来,我们自己带去的所有的灯光打起来,还是不够亮,因为太远了。然后赶紧把车子开到宜昌机场,把机场的探照灯拉了过来架起来。
 
原来是计划是下午两三点钟截流,因为行不通,美国50吨的载重车吊25吨的椎体,一倒就冲掉,屡次失败。
 
后来用链条和钢缆把三个25吨椎体串在一起放下去,一直熬到晚上,最后的一块石头上去,长江就被截流了,这个场面是很了不起的,后来这个作品就叫《大江截流》。
 
为了这个片子,厂里面所有的精英都去了。剪辑师、录音师、作曲。作曲要去体验一下当时那种盛况,写起来才有激情。 我们拍摄的是巨大工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是绝对不能出差错的,因为你不能重来。
 
截流成功后现场是非常兴奋的!鞭炮声欢呼声……那是中国的这批工程师几十年的心血,终于成功了!很感人!因为此前他们是面对一次次挫折。他们的专业分工细到一个什么程度?在他们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来说,最小的铆钉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专业。
 
因为国家支持,科教电影制片厂当年产生了一批优秀影片,比如说能够把物理课上晦涩难懂的物理知识讲得很清楚的《斜面》,还有就是韩韦拍的《金小蜂与红铃虫》。红铃虫是危害棉花最严重的害虫,金小蜂是红铃虫的天敌。他们采用放大摄影技术把物像放大20倍至50倍,清晰地拍摄了金小蜂产卵和孵化的情景。片子拍得非常好,国内外获了很多大奖。还有《不平静的夜》,讲猫头鹰抓老鼠,《知识老人》、《毛竹》、《台风》当时也很有影响,这些片子我认为都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