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大咖”齐聚 上演农业“人
农业革命后健康疾病模式变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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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革命后健康疾病模式变化原因

2020-07-24 12:00 主页 来源:未知
农业革命后健康疾病模式变化原因

卢锋:农业革命开启人类新疾病模式
上文(《卢锋:农业革命开启人类新疾病模式》)介绍显示,过去几十年以古病理学突破性进步为代表的生物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深入,深刻改变了学界有关新石器农业转型对人类健康疾病影响的理解,对于在当代科学认识高度重构人类疾病史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农业革命后形成的人类疾病模式在文明和城市出现与演化环境下进一步发展,到更为晚近历史时期欧洲探险家和殖民者侵入新大陆带来疾病大交换,奠定了近现代人类疾病全球化环境的历史前提。那么什么原因导致农业革命后出现人类健康疾病模式?对此相关文献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提供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看法,主要观点大体可归结为以下五点。
 
一是与动物更加密切的日常性接触导致人兽共患病原体与传染源增加。在采集渔猎时代,猎杀和屠宰野生动物也会通过血液和体液接触造成病菌侵入人体致病机会。然而农业时代牲畜家禽饲养要求人类与动物更加日常性近距离相处,使得来自动物的人兽共患病原体向人类宿主“跃迁”并导致感染机会显著增加。流行病史研究人员将这种因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带来的机会增加的小概率事件,称作综合因素结合创造了人兽共患疾病从动物转向人类宿主的“完美风暴”。
 
就文明社会人类熟知并深受其害的诸多传染病来说,追根溯源大都以人兽共患病作为其演化起点。天花、结核病等传染病来源都可追溯到驯养反刍动物源头。如天花最早可能来自于牛的牛痘病毒,其一种毒株变种很早就被人类接种以预防更具毒性和致命的天花感染。麻疹病毒可能源于牛瘟病毒,而流感源头大都与来自水禽如鸭鹅肠胃消化系统的禽流感有关。农业要求人类和动物更为近距离密切相处,创造了病原体传送的重复性机会(Baratt and Armorlagos,2013)。《瘟疫和人》作者麦克尼尔认为:“在多数情况下,文明社会所特有的传染病原本都是由动物传给人类”。他援引的数据显示,人类与七种饲养(家禽、马、猪、羊、牛、狗)或同室栖息(老鼠)动物相关联的人兽共患病共有几百种。
 
二是人口居住方式改变以及集聚程度上升为传染病扩散传播提供便利条件。在采集狩猎时代,人类通常以几十人为单位从事经济活动,人均采集食物面积一般在20-30平方公里[1],由于人口比较分散并且常态化移动迁徙,使得传染病难以流行。驯化农业使得人口增长、人口密度增加10-20倍成为可能。与新石器农业转型相联系,人类普遍采取永久性定居方式,特定空间面积人口食物承载能力上升与集中居住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特别是进入文明时代后出现城市集聚现象,城市人口规模提升到古典时代和中世纪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上述历史演变使得传染病扩散传播成为现实可能。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数以百计而不是十多个人在一地共同生活对其健康状态产生深刻变化。人口集聚起初更易受到本地病原体伤害:永久性定居吸引啮齿动物、昆虫以及由这些介体带来的传染病,大量肠道寄生虫通过被污染的供水实现宿主之间扩散。支持更大共同体能力需提供足够食物、水、卫生设施和住房的能力,然而也同时增加了传染病扩散压力。例如灌溉系统发展在增加食物供应同时,也在特定气候条件气下为某些传染病介质如血吸虫的钉螺、疟疾的蚊子繁殖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从6000年前开始城市发展创造了一个助推人与人接触的新的疾病环境,后来人口城市化以及向新的生态区扩张成为传染病演化最重要驱动力之一[2]。例如流行病学家认为,据估计需要20万人口规模才能支持麻疹疫情暴发。
 
三是食物种类减少对营养条件以及健康疾病的不利影响。对现代采集渔猎部落人类学观察显示,其食物组合包含富含蛋白质及其它较为平衡营养成分的野生动植物(Diamond, 1987)。由于获取食物方式具有类似性,远古时代的采集渔猎者也应享有较为广谱性食物。新石器农业转型后种植生产结构决定食物消费结构,以耕作为主农民逐步转向从一种或几种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作物中获取给养。世界各地农业时代人口大都以小麦、稻米和玉米作为主食来源,这三种基本谷物在为人体生命提供必须能量方面做出了极为重要贡献,然而其所含对生命很重要的维生素、氨基酸等微量元素往往偏低。日常食物过度依赖单一或少量谷物意味着长期营养不良,营养结构不平衡不仅会直接导致某些疾病,并且使身体抵御传染病能力下降。
 
上文介绍对人类骨骼牙齿的古病理学研究丰富证据显示,营养水平下降不仅导致新石器时代耕作者平均身高显著下降,还带来诸如贫血病和骨质疏松等体质消极变化。如迪克森山岗古人遗存显示,农业转型后当地人越来越依赖单一主食玉米提供卡路里。生物考古学家还发现古代花粉和孢子样本提供农业降低营养多样性证据,从这个角度研究南亚地区发现集约农业特点有助于食物供给季节稳定性增加,然而同时伴随可食用植物资源总量减少。在地中海地区农业集约化也伴随单一种植,并导致土壤过度利用弊端。生物考古学家认为,这些作物数据为生存实践与传染性易感性之间因果链条提供了重要的遗漏环节(Barret and Armelagos, 2013)。
 
四是加剧农民劳动强度并使间歇性饥荒风险上升。农业革命使得人类第一次获得食物供给控制能力,正常年景下可能提供约15%-20%剩余(Fogel,2004),为长期社会分工与效率提高以及城市产生奠定了基础。然而由此带来两点新问题。栽培耕作者劳动强度显著增加,导致各种身体损伤加剧与慢性病增加。《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以小麦种植为例说明农民为何更加辛苦,包括需“把田地里的石头捡干净搬出去,搞得腰酸背痛”,要“男男女女在烈日下整天除草”,还要“驱虫防病”和浇水施肥等,“人类的脊椎、膝盖、脖子和脚底就得付出代价”。他认为椎间盘突出、关节炎和疝气等疾病增加与此有关(80-81页)。”
 
另外在较大空间范围高度依赖少数粮食作物作为主食,意味着一旦遭遇自然灾害或重大变故,可能会由于歉收造成严重食物短缺甚至饥荒。在人类学家看来,采集者借助几十种不同食物维生,某物种数量减少时可对其他物种多采多猎一些以补足基本食物量,就算没有存粮也至于因荒年饿死。因而对布须曼人这样当代采集狩猎部族人群而言,“象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土豆饥荒中成于上万的爱尔兰农民及其家属那样死于饥饿是不可思议的(Diamond, 1987)。”赫拉利认为,“农业社会绝大多数饮食靠的还是寥寥无几的少数几种农业作物,很多地区甚至只有一种主食,如小麦、马铃薯或稻米。所以,如果缺水、来了蝗灾又或爆发真菌感染,贫农死亡人数甚至有可能达到百万(《人类简史》81页)”。
 
五是农业革命后社会阶级阶层分化会加剧普通劳动群体的健康疾病负担。采集狩猎社会虽有性别和年龄意义上自然分工,然而不存在后来的统治者、精英和普通劳动人群的阶级阶层分工。农业技术进步提升生产力,经济剩余催生生产资料产权界定与私有关系,农业革命的深远影响在于,“不管在任何地方,都出现了统治者和精英阶级,不仅靠农业辛苦种出的粮食维生,还几乎全征收抢光,只留给农民勉强可过活的数量(“人类简史”100页)。”麦克尼尔创造了社会“巨寄生”概念以考察上述分化影响,“巨寄生”与“微寄生”概念并列构成《瘟疫与人》中分析人类疾病历史的基本视角。
 
从双重“寄生”概念语境看,有关农业革命开启了新疾病模式原因分析,揭示了进入农业社会后人类与自然界“微寄生”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社会分化与“巨寄生”发展的事实则提示,人类健康所面临新压力注定会不平衡地更多成为普通劳动阶层需更多承受的负担。古病理学也提供了这方面经验证据。例如,“在希腊迈锡尼文明墓葬中发现的公元前1500年的骨架揭示,王室成员比平民享有更好的食物,他们的骨架要高出2—3英寸,牙齿状况也更好(平均来说龋齿或缺齿只占平民的1/6)。在公元1000年智利的木乃伊中,贵族是一目了然的.不仅因为他们随身带着装饰品与金发夹,同时也由于疾病造成的骨体损伤要比常人低4倍(Diamond, 1987)”。
 
Barrett and Armelagos(2013)分析了农业转型派生的社会组织变化影响人群健康变化的阶层分布特点。古人埋葬方式提示社会和经济差异性:安葬在面积更大和更考究坟墓并陪葬更贵重物品的个体,要比那些没有陪葬品与坟墓面积较小的代表更高社会地位。骨骼分析证据表明:“这些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与较好营养和身体成长正相关,与罹患传染病征兆指标负相关。”在这两位研究人员看来,这个古老的故事今天仍在继续讲述:“拥有更多资源人群比资源较少者较为健康,社会资源分配差别较大社会健康差别也较大”。要紧的是,这些差别并非与人类与生俱来,而是农业革命后较为晚近的结果。“与营养质量降低、人口密度增加、接近非人类动物等因素相结合,这些社会变化导致人类物种面临的急性传染病第一次重大扩张”。
 
全面理解农业革命推动疾病模式变化还需留意几点。首先,相关古病理学研究结果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存在少数反向证据。如上世纪80年代初普拉兹堡会议提交论文显示,虽然传染病在绝大部分农业转型地区都有发生,但是也有少数报告发现从采集经济转型到农业生产方式后疾病感染下降(Cohen and Amgelagos 1984)。我国有关研究也显示,古人骨骼发现的筛状眶和多孔骨肥厚现象的产生原因比较复杂,各个地区人群状况不能一概而论(张君,2009)。其次,即便旧石器时代人类营养比较健全与身体相对健康,我们显然不应违背常识将其生活与福利状态过于理想化。把远古情形想象成对当代人口获得更好健康的“旧石器时代处方(a 'Palielithic prescription')”(Armelagos,2010)显然是可笑的,毕竟当时人类仍处于尚未完全脱离动物界的“蒙昧时代”。
 
最后,在整体评论农业革命意义和地位问题上,尤需秉持理性立场避免以偏概全。值得关注的是,基于当代生物考古学有关农业转型后出现人类疾病新形态等方面研究成果,国外历史学界出现明显过度质疑否定农业革命意义的观点。如《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戴蒙德1987年在美国《发现(Discover)》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农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失误”。2012年出版的《人类简史》这本风格新锐的畅销书中,更是反复强调农业革命是一场“最大的骗局”。这些尖锐观点对普及农业革命与人类健康疾病关系新研究成果具有积极意义,对强调历史认知需避免简单线性思维也有合理因素,然而全面否定农业革命显然过于偏激有失偏颇。历史发展具有曲折性,进步与退步可能相互交织,然而应肯定人类长期终究能通过科技进步提升生产活动效率与应对疾病能力,通过在重复博弈中总结经验并调试改进制度,由此实现人类演化意义上螺旋式上升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