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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长》,平静生活之下的伤痕

2019-03-23 19:08 主页 来源:未知
《地久天长》,平静生活之下的伤痕

王小帅有些遗憾,没能在拍摄《地久天长》的时候搭建出一个小城,包括六栋楼和一整条街道。他想留存下一些东西,比如80年代的小饭馆和大食堂,让附近退休的工人有一个好去处。这需要钱。许多地方政府会对古装剧组提供资金支持,甚至建造影视基地,这样可以进行旅游开发,但谁会对当年大集体时代工人群体的生活场景感兴趣呢?

取景地主要是在包头。为了勘景,王小帅带着团队去了很多地方,从山西到河北,再到东北,想要找到一个理想中的北方工业城市,最终在内蒙古包头停了下来,在电影里,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包江。很多老建筑已经面目全非,只剩下楼架子。美术组将楼道内外重新布置成八九十年代的模样,每个炉灶都生过火,炒过菜。

在电影里,在工厂工作的三对男女经历了下岗和下海大潮,其中的主人公刘耀军和王丽云夫妇无法忍受丧子的痛苦,离开包江,来到人生地不熟的福建,在海边的一个渔村生活,以修船织网为生。三十年后,他们重回故地,许多事物已被时间摧毁,少部分坚固的部分保存了下来。

曾经的生活景观已经不复存在。筹拍《地久天长》的时候,王小帅计划做成三部曲,名字就叫“家园”。第一部,他花了四年时间。今年2月,《地久天长》在柏林电影节上展映,最终获得了最佳男、女主角两个奖项。

3月中旬,电影即将上映,导演的日程安排也更加紧密。采访是在首映礼的第二天。记者到场前,王小帅斜靠着座椅,将两只脚搭在对面的桌子上。这是不多的闲暇时刻。前天晚上,他忙到了凌晨,活动结束后,才终于有了休息的机会。

导演工作室位于北京将台路,一个专门摆放奖杯的架子很是显眼,其中一张荷兰鹿特丹电影节的奖状上,《极度寒冷》的导演署名还是Wuming,意思是无名。那时他还处于“地下”状态,只能通过“走私”的方式到荷兰把这部作品制作出来。旁边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类文艺类书籍,那是他知识分子的一面。书架对面的白板上,贴满了备选演员的照片,一部网剧正在筹备,那是他商业的一面。此前拍星座主题微电影的时候,他就调笑说,赚了钱,好回去养活文艺片。

30年间,镜头内外的世界都在发生变化,包括他自己。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30年前,楼外还是荒野和麦田,丽都酒店刚刚开张,很是醒目。酒店正式营业是在1984年,同一年,陈凯歌的《黄土地》问世。美院附中的学生王小帅看了这部影片,还有“第五代”的开山作品《一个和八个》,很受触动,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那还是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那时他正年轻。

1989年,王小帅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了福建电影制片厂,对于当时的王小帅来说,就像是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国外。两年后,他在明白拍片无望后,独自回到北京,走上了独立电影的路。他曾和贾樟柯、娄烨一起,被归类为“第六代”导演,但对于这种集体性的命名方式,他并不太感冒。

同样没有归属感的是地域身份。王小帅出生在上海,在贵州长大,在武汉度过了短暂的两年,便来到北京读高中和大学,毕业后去了福建,很快又回到北京拍片。十年之后,他的户口档案从福建转移到了河北涿州。

他几乎没有故乡。那些镜头里的人物也常常处于格格不入的状态,狼奔豕突一般,不断逃离此地,却找不到新的入口,常常被历史和记忆俘获。现在,他试图用影像的方式为这些被时代洪流冲散的人们寻找一个居所。

醒来

《地久天长》的剧本成型于四年前,当时二胎政策刚刚开放,王小帅决定以计划生育政策为支点,创作一部关于失独家庭的电影。“一胎化”的计生政策在1979年出台,直接影响了中国家庭关系的基本结构。王小帅找到了编剧阿美,一起合作。在王小帅的设想中,故事从1982年讲起,一直延续到2011年前后,这个失独家庭试图摆脱伤痛的记忆,抵抗时代潮流的冲洗。

故事成型之后,阿美开始写剧本。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本来的故事背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地域特征,都是围绕人物来写的。直到后来勘景的时候,才最终确定下来具体的城市和场景。

剧本一改再改,仍然没有找到足够理想的方式可以将繁杂的故事脉络提挈起来。那段时间,王小帅还是会经常做梦。有一次,他做了一晚上的梦,醒来之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让故事从中间开始,让过去的时空与当下的现实来回切换。像是突然从记忆的斜坡跌落,刘耀军在一场梦中醒来。独子溺亡的片段闪过,工厂的集体生活瞬间变成过去,此刻,他已经身在千里之外的福建渔村。

不管出了什么事,生活还要继续走下去。有的人选择将过去的隐藏在心里边,有的人则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可能遇到事情之后,并没有去应对,或是调和。事情过去之后,大家用新的生活形态去覆盖它,但是有些东西是挥之不去的。那些不同的经历和轨迹,都会变成各自的精神密码。”王小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几位主演进组后,开始围读剧本。赵燕国彰在电影里扮演一位引流潮流的时尚先生,他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王小帅阐述理念时说的几个字:不要用力,别使劲儿,那个东西就在这里,自然就好。

工厂里的一场戏,原本的安排是让赵燕国彰扮演的新建从门口走过去,穿着那个年代最时兴的喇叭裤,拎着录音机。这明显是一个具有喜剧色彩的角色,赵燕国彰自己设计了台词和动作,进来和王景春扮演的刘耀军闲聊了几句。

新建挂在嘴边的“巴士奇遇结良缘”是一部电影的名字,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引进的港片,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故事里跳舞的部分也有出处,舞步叫作蹦四,是经过本土化之后的一种交谊舞形式。

“小帅导演的作品大部分都会关照个体生命,希望人能够回头看。人不能忘记过去,这是他的主观愿望,对社会和人性的那种悲悯,我很喜欢。”咏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制片人刘璇看来,对于这部戏的演员来说,他不用真的去演,因为他就是这样,“就是把这些人扔到环境里面,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份去生活”。

出走

王小帅突然从福建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在1992年。本来他在学校里的成绩很好,毕业的时候,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陈剑雨来北电选人。他是一位著名编剧,承诺王小帅会有施展才华的空间。然而,王小帅的户口和档案手续办理还没完结,陈剑雨就已经离任回京。到了福建之后,王小帅拼命写剧本,却得不到拍片的机会。

两年之后,北京电影资料馆的领导去福影厂开会,提到了这个名叫王小帅的北电毕业生,问他为什么还不拍电影。制片厂领导发言的时候回应称,大学生没有经验,先要锻炼五年,才能独立工作。听了这话,王小帅立刻起身离席,回到宿舍,只用了两三分钟就收拾好行李,走出了福建电影厂的大门,踏上了回北京的火车。

这是一场逃离。他从一个体制里跑出来,成为了那个年代的一名“北漂”。80年代的激情已经过去,“第五代”导演的狂飙突进,给王小帅和他的同学栽下了精英主义的种子。但在变换的时代气候下,它变成了苦闷的源头。王小帅想着,在福建拍不了片,回到北京,至少有人能一起聊电影。

“我们正好赶上了一个中国电影大滑坡的十年,旧的体制在消亡,市场化的格局又没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精英文化开始向社会文化转变,在电影学院的时候,谁要是说想拍商业片,都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毕业的时候,都没人肯去中央电视台。”导演刘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是北电摄影系的毕业生,跟王小帅在学校里就认识,后来担任他的摄影师,一直合作了十年多时间。

那时候,电影厂的日子也不好过,常常需要通过卖厂标来过活。电影产量在下降,电影院也不景气。刘杰和王小帅去一些小城市,或是县城,发现那里的电影院已经改造成了农贸批发市场,座椅拆掉,摆上了货架子。

也有让王小帅感到振奋的事情。同级的张元正在筹备拍摄《北京杂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正在被人们谈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暗流在涌动。

王小帅决定不再等了。他在东四的广东大排档重新见到了美院附中的好友刘小东和喻红,向他们宣布了自己的电影计划,演员就是他们俩。这听起来有些不靠谱,但刘小东和喻红相信了王小帅。他们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画家,在电影里,二人将扮演走到绝路的青年艺术家。

演员有了,剧组也拉了起来,摄影师是摄影系的邬迪和刘杰,胶片和摄影机是托关系从保定胶片场和北影厂找的。五万块资金是从同学那里借的,导演组只有王小帅自己,拍摄地是在刘小东任教的中央美院附中院子里。原本王小帅只是计划拍一部15分钟的短片,陆陆续续拍了五个月,短片越来越长,最后发现竟然可以剪出一个长片来。

拍摄的过程中,王小帅还找来了娄烨,让他以逃亡者的身份出现。王小帅后来透露说,那其实是在逃亡者的身上安置了一个自己。就这样,他们靠着跟朋友化缘的方式,拍完了这部名为《冬春的日子》的处女作。

拍完之后,本来想买厂标,然而价格太高,一般都要三四十万。即使一家国营制片厂给出了将近半折的优惠,王小帅的剧组还是根本买不起。最终,电影不得不走地下的途径,成为了所谓的“黑电影”。

制作完成后,有影评人将其介绍到了国外的电影节。在鹿特丹,王小帅收到了一张报纸的传真,上面写着七位被放入“黑名单”的导演名字,其中就包括王小帅。电影节主席转述了国内官方的撤片要求,几位参展的导演商量之后,选择继续放映。

偷渡

刘杰接到王小帅电话的时候,正在外地。剧组条件窘迫,之前一直担任摄影师的他,不得不顶上了制片人的角色。这是2002年,前作《十七岁的单车》已经被禁,王小帅决定拍新片,电影的名字叫《二弟》。故事发生在福建。勘景的时候,刘杰和王小帅从福建一路向北,终于在浙江温州洞头岛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岛不大,只有几平方公里,没有几家宾馆,摄制组的住宿都成问题。也很难找到群众演员,那可是在温州,当地人搞船运,或者走私,都很富裕,根本没人愿意干这一天十几二十块钱的活儿,更何况半夜两点还要爬起来到船上拍戏。

负责演员的副导演赵祥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去找村长喝酒。村长指着一瓶白酒跟他说,你要是把这瓶儿给干了,我就给你解决演员问题。赵祥二话没说,一口喝了下去,回来基本不省人事了。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小帅给制片人刘杰打电话,说是有个镜头拍了十几条,已经拍毛了,怎么都不对,拍一条就得废一本胶片,还应不应该继续拍。刘杰回复说不满意就拍下去,王小帅听了挺高兴,这可是你说的啊,咱们还有钱,是吧。

“他其实也会有压力,特别是拍得不顺的时候。当时的资金状况并不好,那时候拍片就没有容易过。”刘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二弟》的英文名叫Drifters,意思是漂泊的人们。段奕宏扮演的二弟回到福建的沿海小镇,他曾是偷渡大军的一员,成功到达美国,跟同乡老板的女儿生了一个孩子,因为不肯断绝关系,被对方举报,最终遭遣返回乡。

总是这样,沿海的青年想要进入美国,农村来的青年想要进入北京,迁居贵州的青年想要回到上海。那些不断逃离的此地,与无法企及的别处,共同构成了王小帅电影里的欲望地图。

在身边人的印象里,那时的王小帅,虽然条件艰苦,仍然显露出充沛的精力。拍《十七岁的单车》的时候,是在1999年。故事发生在北京,一个十七岁的农村孩子和一个北京“土著”少年,因为一辆自行车,有了交集。开拍前,扮演北京少年的小演员突然退出,剧组重新选定了一个叫李滨的少年,作为男主角。

那是李滨第一次演电影。在他的印象里,这位导演常常坐在监控器后面,神情专注,拍得好的时候,就忍不住感叹。当时剧组的条件有限,用的还是胶片,也不可能搭景,都是在胡同里找地方拍。

有一次,剧组在后海拍戏。当时天气正好,光线从树梢间打下来,一个静态镜头,大家都觉得美得不得了。眼看着这条就要拍成了,这时候,忽然路过一个骑自行车的大爷,拦也拦不住,直接从镜头里穿了过去。这让王小帅大为光火,立刻就要上前跟对方干架。

《十七岁的单车》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审团奖,却并没有改变王小帅的拍戏条件,甚至让情况变得更糟了。因为没有送审就参加国外影展,这部电影无法在国内上映。

2003年,王小帅和贾樟柯、娄烨等十多位独立电影导演一起,去北京电影学院参加电影局组织的座谈。这被认为是官方机构和独立电影人的一次直接对话。会上,除了得到一个他们可以拍片了的信息之外,也得知电影从此要走市场化的道路。

王小帅后来在书里回忆说,他们几个导演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欢呼雀跃,新的担忧悄然来临。根据贾樟柯的描述,座谈会上,一位政府官员表示,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用刘杰的话说,则是“市场的繁荣大于创作的繁荣”,而文艺片的环境,直到现在,也不是特别好。

在2005年的首届电视剧风云盛典上,王小帅作为颁奖嘉宾出场。那时他已经拍完“三线”题材的电影《青红》,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为了宣传新作,王小帅第一次参加这种电视剧的盛典活动。

主持人刘仪伟打趣说,作为一只“母鸡”,要“卖鸡蛋”的话,必须出来“叫唤”。随后他问王小帅,如果有人愿意掏钱把《青红》改编成系列电视剧,愿不愿意亲自把它给拍出来。王小帅没有直接表示拒绝,而是回应说,可以再另外找一个合适的剧本,把这个“鸡蛋”卖个好价钱,再请合适的人来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