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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寇宗解析:中国产业走向何处?

2020-05-15 17:28 主页 来源:未知
复旦寇宗解析:中国产业走向何处?


 
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今年以来全球产业和企业环境面临的变局,那么,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产业链是去是留、中小微企业如何“向死而生”必然是三个不能回避的话题。
 
在不同周期、不同政策的催生下,全球产业结构已经主动或被动地完成了平衡和分工;过去40年以来,中国也已经长期、深度地参与到全球供应的链条当中。我们本处在一个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都相对较高的世界环境之下。不过,疫情的到来使得逆全球化发展、逆国际化分工的讨论渐渐进入大家的视野。
 
另一个极受关注的问题是关于中小微企业的生存。过去三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接连受到金融去杠杆、中美贸易摩擦升温、新冠疫情“三座大山”的冲击,2020年再遭开局不顺,中国企业要如何在当前的艰难环境中寻找突破口?
 
疫情、全球化、贸易问题……面对这样的全球变局,中国产业趋势和中小微企业生存走向何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产业经济学教授寇宗来5月11日接受腾讯财经专访,就上述问题作出了深度分析和判断。
 
寇宗来提到,我们可以尝试用“木桶原理”来看待全球化下疫情的后续发展:木桶能装多少水,不是取决于长边,而是取决于短板;类似地,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不管是哪种方式,结束新冠疫情的真正挑战实际上不在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经济发展水平或者国家治理能力领先的国家,而是在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和卫生条件很差的亚非拉国家。
 
他谈到,在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区域化、本地化的产业链重构,以尽可能降低类似的巨灾损失。不过,基于转移成本和疫情演化等原因,也无须夸大疫情所造成的产业链转移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疫情之下,民营企业以及中小微企业本就是受损最为严重的部门,而且还承担了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带来的次生负面冲击。基于大水漫灌的宽松信贷会进一步扭曲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的关系,应对疫情不能单靠大水漫灌式的宽松货币政策,还需要出台一些更加科学合理的针对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阶层的精准救助措施。
 
近期,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创业板注册制的推行是市场关注的两大热点,前者意在促使生产要素充分公平自由地流动,后者意在支持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寇宗来评价称,这两大举措为中国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他提到,实现真正注册制改革升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对资本市场中的各种虚假陈述和造假行为做出严厉的惩罚。
 
他还打趣地说道,尽管人们经常批评中国股市没有价格发现功能,但仔细想来,一如世界其他国家的股市,中国股市实际上非常准确地反应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本质,而且也会给出富有前瞻性的信号指引。面对汹汹疫情,中国股市经过第一天大跌之后,除了与病毒防治相关的医药股如期上涨之外,一些与在线教育相关的股票表现非常抢眼——这正是此次疫情防控之下最大的受益行业之一,人们的学习方式乃至整个教育体系都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
 
以下是专访实录:
 
用“木桶原理”来看待全球化下疫情的后续发展
 
腾讯财经:疫情给企业生产活动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抗风险能力较弱的民营、中小微企业而言,裁员、降薪、贷款和停产歇业成为常见手段。您如何看待疫情对产业和企业经营环境的影响?
 
寇宗来:疫情冲击的负面效应是全方位的,但不论是从受冲击力度来看,还是从抗冲击能力来看,
 
民营企业以及中小微企业通常都是受损最为严重的。首先,在产业分类上,绝大多数的中小微企业处在服务业部门。考虑到诸如餐饮、履行、娱乐等服务行业都是“人际交往密集型”的,而新冠疫情最直接也最强烈的冲击就是阻断了线下的人际交往。
 
与新冠疫情本身的持续时间相比,新冠疫情对餐饮业的影响要更加持久,或许至少要等到新冠疫情结束的几个月之后,餐饮业才有可能真正恢复到疫情爆发之前的同比水平。
 
现代经济具有高度互联性和迂回生产性,每个企业都与其他企业乃至于最终消费者具有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所以,不管是哪个环节受到负面的外生冲击,该冲击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在原则上都不会由直接受到冲击的环节完全承担,即会或多或少地转嫁到产业链的其他环节上,而直接受冲击者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可替代性越小或市场力量越大,其转嫁能力就越强。考虑到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都是近乎“完全竞争”的,在产业链中的可替代性很高,它们很难将疫情冲击对它们造成的负面影响转嫁到产业链中的其他环节。
 
尽管之前媒体上曾有报道,在疫情期间,诸如西贝等实力比较雄厚的连锁餐饮企业通过大力开发外卖业务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对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而言,不管是因为业务特性,还是因为企业本身能力的限制,期待它们在短期内做出商业模式的有效调整都是非常困难的。简言之,若无外部的救助措施,它们基本上需要独自承担疫情带来的各种经济损失。
 
现在的问题是,中小微企业到底能否独自承担并经受住疫情所造成的负面冲击呢?基本结论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即
 
若无有力的外部救助措施,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将很难独立承担疫情造成的负面冲击。首先,如前所述,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属于服务业,经营业务受疫情冲击的负面影响很大且很难转嫁,故从疫情开始算起,至少有两三个月同比收入会急剧下降,很多企业甚至可能是颗粒无收的;其次,只要中小微企业依然存活,很多成本支出都是刚性的,比如房租、工资、社保以及税收等等,而且按照绝多大多数中小微企业的“微利”特征,这些成本支出大概就等于其在正常经营状态下的营业收入;第三,同样基于中小微企业的微利特征,它们的现金流和利润留存都会非常有限;第四,从银行角度看,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微企业良莠不齐、风险很大,因而很难得到银行贷款,或者即便能从正规或非正规渠道获得融资,其资金成本都相对更高,这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但中国金融体系还有一个对中小微企业更加不利的独特因素,即存在所谓的所有制差异:给定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故与国有企业的相比,即便不考虑规模因素,它们也会更难从正规渠道获得融资支持。
 
综合以上几点不难推论,
 
给定疫情冲击导致中小微企业营业收入剧减,则成本支出刚性必然意味着它们会遭受严重亏损。进一步,如果疫情影响很难在短期消除,仅凭它们手中持有的非常有限的现金流、利润留存以及可以同样非常有限的外部金融资源不但是难以为继的,而且也会因为黯淡的盈利前景而有很强的激励进行“止损”,即选择破产。
 
要说此次疫情对于产业和营业环境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最为显著的一点是让整个社会制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悲观预期。与之对应,企业会大幅度降低生产和投资意愿,进而会停止招聘甚至会大规模解雇工人,由此就会造成严重的失业和社会安全问题;更加糟糕的是,一旦人们的需求因为健康风险或者失业风险而受到抑制,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盈利预期,进而让
 
经济循环陷入到收缩性的恶性循环。
 
消除疫情影响,本质上就是要打破上述恶性循环。按照我的粗浅理解,要真正终结这个恶性循环,最终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成功开发出新冠疫苗,进而借助现代科技的手段切断疫情传播。我们当然希望科学家们能够尽快开发出新冠疫苗,但根据相关的科学报道,开发新冠疫苗却并非易事,至少需要一到两年,而考虑到新冠病毒是极其容易变异的RNA型单链病毒,即便疫苗开发成功,其有效性也可能会随着病毒不断变异而慢慢降低。第二,听任或者无法阻止疫情传播,最终以“群体免疫”的方式而让疫情的影响逐渐消失,但显而易见,指望通过这种“佛系”解决方案终结新冠疫情,其时间将变得更加难以推测。
 
腾讯财经:您预计这种冲击还会持续多久?
 
寇宗来:综合上述分析,我判断新冠疫情不大可能在很短期内结束,从集中爆发算起,至少也会持续一年多的时间,而且中间还有可能会出现反复。因而,面对新冠疫情,政府、个人以及企事业单位或许都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进一步,
 
木桶原理告诉我们,木桶能装多少水,不是取决于长边,而是取决于短板。类似地,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不管是哪种方式,结束新冠疫情的真正挑战实际上不在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经济发展水平或者国家治理能力领先的国家,而是在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和卫生条件很差的亚非拉国家。面对新冠疫情,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所以,为了有效应对和终结新冠疫情,世界各国都应该停止“指责游戏”,并在隔离措施或者疫苗开发上精诚合作,互利共赢。
 
当然,不管以何种方式,新冠疫情本身都迟早会结束,经济也会慢慢恢复到正常的秩序。但需要认识到,抛开那些短期效应,疫情冲击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长期效应,其中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第一,预则立,不预则废,新冠疫情会加深世界各国对于“巨灾风险”的认知,进而会促使它们在制度层面做出预防性的应对措施,这意味着,为了提高经济体系在发生黑天鹅事件时的稳健性,就需要适当牺牲其在正常情况下的增长速度。第二,疫情冲击会主张“逆全球化”的思潮。这是上一点分析逻辑的自然推演。毋庸置疑,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提高了世界各国的整体效率,但疫情冲击让全球化的产业链陷入瘫痪,各国经济也因此遭受重创。所以,
 
在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区域化、本地化的产业链重构,以尽可能降低类似的巨灾损失。第三,疫情冲击会加速产业结构从线下到线上的数字化转型,因为从企业角度看,即便再次发生类似的疫情冲击,数字化业务受损会相对更小,甚至还有可能因此而获益。第四,随着数字化业务的需求膨胀,中国对5G等基础设施的需求也会增加。由此也可以顺便评论一下进来频频被提及的“新基建”。一方面,从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的角度看,新基建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但另一方面,
 
若将新基建作为应对疫情的经济刺激政策,则更多地是资本市场在讲故事。
 
疫情之于中小微、民营企业
 
腾讯财经:在2018年金融去杠杆、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升温、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三座大山”接连冲击下,中国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大。您认为,在对这些行业部门的扶持上,政策已经做了哪些?还有哪些缺口?
 
寇宗来: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对冲击最为严重的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出台了许多有针对性的纾困政策。主要措施有如下一些方面:第一,许多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研发补贴、政府采购等方式,增加了对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的的财政支持。第二,各级政府要求金融机构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确保中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稳定增长,以免它们因为流动性问题而走向破产。第三,允许企业缓缴社保。第四,通过各种方式减免中小微企业的房租。第四,有些地方推出了消费券,进而为受损严重的中小微企业,尤其是餐饮业和旅游业提供消费支持。应该说,这些措施为缓解中小企业的流动性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考虑到新冠疫情冲击的严重性、持续性和不确定性,我认为
 
这些措施依然是不充分的,仍然难以改变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困难和悲观的盈利预期,在此情况下,各种成本支出的缓缴措施可能并不能阻止中小微企业选择破产清算。鉴于此,我认为各级政府,尤其是来自中央政府需要对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加有力的精准救助措施。
 
首先,国家应该
 
设立专门的中小微企业纾困基金,以过去一年缴纳社保作为基准,对在中小微企业就业且工资低于当地平均工资60%的员工,在疫情结束之前,由纾困基金直接向这些员工通过社保账户发放“最低工资标准”数额的货币,同时按社保缴费最低档标准进行“五金”补贴。这项措施在中央层面实行是比较合理的,一是因为除了少数发达省市,许多地方政府没有这样的财力,二是考虑到就业存在跨区流动,地方政府采取这种措施的积极性不足。此项措施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好处:其一,通过切实降低中小微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可以起到稳定企业家信心,进而提高中小微企业的存活概率和降低失业风险的作用。其二,为低收入就业者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进而可以起到稳定民心、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的作用;同时,因为低收入阶层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很高,因而此措施还能够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其三,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此项措施虽然是非常之举,但成本却是可控的。根据我们自己所作的上限估算,政府补贴中小微企业的就业数量大约是3998.3万人,每月需要支出的补贴金额是1255.9亿元,其中工资补贴为785.7亿元,社保费用补贴为470.2亿元。
 
其次,国家
 
可以考虑对中小微企业减税一年,这样做不但可以对冲疫情冲击的不确定性,还可以通过提高中小微企业的盈利前景而增加它们存活下来的概率,进而缓解就业方面的严峻压力。
 
腾讯财经: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群体是中小微、民营企业和中低收入人群,现在各国都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使得流动性都走向了金融市场。这会不会反而不利于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人群?
 
寇宗来:这个问题应该全面认识。给定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巨大影响,而各国也随之采取了“组合拳”式的疫情应对措施,所以,我们在分析任何一种具体措施时,首先要弄清楚该措施主要的着力点和侧重点是什么,看它是否解决了它旨在解决的主要问题,同时我们还要考察,这种政策是否会“种瓜得豆”,最终造成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外溢效应。
 
从历史经验来看,面对危机,各国政府之所以都会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其主要目标本来就不是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而是在于防止因为流动性枯竭而导致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要拯救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就这个主要目标而言,不管是美联储的无底线量化宽松,还是中国的大规模放水,迄今为止都是相当奏效的。
 
而您的问题,则是牵涉到刚才提到的“外溢效应”。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如果说
 
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大企业以及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其副作用则主要由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以及低收入阶层所承担的。首先,大水漫灌的货币宽松政策,看似“普惠”,实际上会进一步强化大企业在市场中的相对优势。商业银行出于自身风险控制的动机,不管有多宽松的信贷资源,肯定都有积极性压缩那些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中小微企业的银行信贷;而与此同时,他们为了完成信贷任务,则必然会加大对大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其次,大水漫灌的宽松信贷会进一步扭曲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的关系。给定疫情冲击让产业链陷入瘫痪,市场对实体部门的赢利前景变得非常悲观,即便银行或者大企业获得信贷资源,它们也不愿意在实体部门投资,而是将其放在虚拟部门进行空转。
 
所以,应对疫情不能单靠大水漫灌式的宽松货币政策,还需要出台一些更加科学合理的针对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阶层的精准救助措施,借此来对冲疫情本身对它们造成的负面冲击,还要对冲宽松货币政策给他们造成的次生负面冲击。
 
腾讯财经:除了国家层面的政策,企业和管理层如何实现“自救”和长远发展也成为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议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寇宗来:巴菲特有句名言,不要浪费任何一次危机。从动态角度看,“危机”本身具有两面性。首先“危机”当然是“危”,会对企业的习以为常的经营模式造成巨大的冲击;但也正因如此,倘若应对得当,则可以在“危机”中“乱中取胜”。而要“乱中取胜”,关键在于是否有企业家精神。经济学讲“万事皆可定价”,而企业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对于未来以及不确定性,即“不知道不知道什么”的情形进行定价。此次新冠疫情打破了许多人和企业习以为常的经营模式,因而如何努力让企业在疫情中存活下来,以及如何确定企业在后疫情时代时的发展方略,是最能体现企业家的洞察和远见的。可以想象,由于所处地区、所在产业、企业规模、所有制属性以及管理层的不同,不同企业的自救措施可能都会不同,而且某个企业行之有效的自救措施,换个企业可能就会完全不起作用。
 
正因如此,我认为不管是管理层和员工主动降薪,还是更多地采用线上经营模式等,企业如何自救主要是它们自己需要考虑的事情,应对得当的,受损会相对更小,或者收益会相对更大。当然,在此过程中,政府也不能完全袖手旁观,而是要以“政治企业家”的眼光,判断哪些影响是可以企业自救的,哪些影响则超出了企业的“自救范围”,因而需要政府出台精准的救助政策的。
 
疫情之于中国产业结构发展
 
腾讯财经:在这次疫情中,不少传统行业受到严重冲击的同时,线上和新型产业反而得到了催生和促进,因此也有一些行业从线下向线上转移。您认为,疫情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寇宗来:如果说17年前即2003年的SARS让阿里巴巴和京东等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电商公司凤凰涅槃,那么,17年后即2020年的新冠疫情同样会让线上学习和网络会议等新业态推上一个高速发展的新轨道。
 
由于“赢者通吃”的市场属性,对任何互联网的新业态而言,如何尽快地吸纳更多的客户加入其产品或服务网络是至关重要的。这就要求必须克服转换成本,这不但包括新技术的货币成本,更重要是的人们接受新技术或新业态所需要花费的学习成本和认知成本。
 
对于网络会议、线上学习等新业态而言,疫情冲击的最大作用就是通过一种极端方式在很短时间内让它们有了超级巨大的客户基础。举例来说,正常情况下,有些人会因为“学不会”“看不懂”而不愿意尝试网络会议这种新生事物;但在新冠疫情这种极端条件下,举行网络会议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次优选择”。这时候,不管某个人内心有多抵触,也会因为“同群效应”的压力而下载、安装、学习并使用大家共同采用的某种网络会议APP,不管是腾讯会议,阿里钉钉还是ZOOM。然后我们渐渐发现,许多会议实际上都是可以在线上进行的,而且线上开会的效果还有可能比线下更好。比如说,与线下会议相比,线上会议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不需要任何物理空间,与会者不管身处何地,只要有网络就可以与其他人随时沟通,而且会议过程还可以同步录制和记录下来。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大规模线上公开课模式的在线教育。正因为“大规模”、“线上”和“公开”这三种特性,采用这种模式的新兴平台必将对未来人们的学习方式乃至整个教育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
 
尽管人们经常批评中国股市没有价格发现功能,但仔细想来,一如世界其他国家的股市,中国股市实际上非常准确地反应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本质,而且也会给出富有前瞻性的信号指引。面对汹汹疫情,中国股市经过第一天大跌之后,除了与病毒防治相关的医药股如期上涨之外,一些与在线教育相关的股票表现非常抢眼。因为各高校为了让学生们在疫情结束之前放假不放学,希望教师们进行网络教学,可以直播,也可以在一些在线课程平台中选择已经公开发布的各种精品课程。
 
在传统模式下,教师提供的是一种“俱乐部公共品”。因为物理空间以及声音传播的限制,每堂课所能容纳的受众是非常有限的,少则几个人,最多大概也不会超过千把人。实际上,即便教室有剩余空间,教师上课可以利用扩音喇叭,课程内容也不会向全社会开会,因为只有那些获得俱乐部“会员”的人才会有资格听课的。进一步,传统模式下教师上课所提供的乃是一种“阅后即焚”的“易耗品”。正因如此,一个老师可以年复一年地讲着相同的内容。山不转水转,由于一茬一茬的学生不一样,即便课程内容保持不变,课程和学生的组合却是更新不断的。
 
线上新平台会从本质上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这种平台将教师上课从“易耗品”变成数字化的“耐用品”,即一旦课程内容变成音频或者视频,它们就能够脱离于授课教师的肉体而长久地独立存在了。这样,为了避免上课变成老生常谈,教师们将会陷入到“为生存而创新”的状态,即通过不断的知识更新,来充实自己的课程。另一方面,正因为变成了数字化产品,这样的新兴平台就可以借助于互联网,不但能够以极低的成本传播,而且还会大规模地传播,即将“俱乐部公共品”变成“全局公共品”,这就意味着复旦大学的学生就可以不再受限于也不会满足于复旦大学的教师所提供的课程,他们也可以学习北京大学乃至于哈佛大学的教师所提供的线上课程。总结起来,我们相信,正如影响网络会议一样,疫情冲击会通过改变人们的习惯而从“教”和“学”两个方面对人力资本产生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
 
无须夸大疫情所造成的产业链转移风险
 
腾讯财经:国内与海外疫情给全球产业链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关于疫情大流行是否导致全球化的终结、全球产业链是否“去中国化”的讨论非常多。您认为,从供给端和需求端来看,中国和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面临着哪些风险?
 
寇宗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我的理解是,尽管新冠疫情冲击不会终结全球化,但至少会在短期内却会助长逆全球化思潮,并让全球化进程受挫。具体表现则是许多产业链的布局会从全球化向着区域化乃至于本地化方向收缩,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也会随之相应地收缩。这当然会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要认识到,这并不一定降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
 
过去几十年,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事实是制造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中国因此成了“世界工厂”,而中国也具有世界上最为完备的产业链。在这个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不但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同时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体量巨大,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也就是改变国际分工格局的过程。
 
关于新冠疫情加剧逆全球化尤其是制造业去中国化的风险,我们当然不能掉以轻心,但也不能过分夸大。至少截至现在,我认为
 
尚不能做出新冠疫情会加速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的整体结论。主要原因如下:第一,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有很多动机,有些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有些是看重了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有些是想利用中国完备的产业链被套能力,还有些则是瞄准了中国超级巨大的消费市场,当然更多时候这些因素是共同起作用的。综合以上因素来看,只有那些生产特别依赖于廉价劳动力、不太需要产业链配套、不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没有将中国作为主要销售市场的跨国公司,才有很强的动力将企业从中国转移出去。第二,关于劳动工资上升的效应,也必须一分为二地来看:一方面,在生产端,劳动工资上升的确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这会提高企业转移出中国的激励,但另一方面,在需求端,劳动工资的上升则意味着居民购买力以及中国市场的吸引力的提高,这又会降低企业转移出中国的激励。第三,那些认为新冠疫情会加速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结论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新冠疫情只是发生在中国,而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但很显然,现实情况已经基本上证伪了这个前提假设,因为欧美及许多其他国家都已出现了比中国更加严重的新冠疫情。
 
简言之,对跨国公司而言,产业转移是有成本的,虽然它们可以仅仅因为中国发生新冠疫情而做出产业转移决策,但它们却完全没有办法确保产业转移的目的国不会发生新冠疫情。实际情况有可能恰好相反。按照疫情的演化动态来看,我们甚至可以推论,正是因为采取了强有力的抗疫措施,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反而有可能成为新冠疫情“不确定性”程度最低的国家。必须强调,不管是个人投资还是企业决策,最难应对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即“不知道不知道什么”的情形。尽管中国经济已经因为新冠疫情遭受重创,但一旦这种重创已经实现并成为“沉淀成本”,继续留在中国就会因为没有太多的疫情不确定性而成为最安全的投资决策了。最后需要强调“母市场效应”的重要性。因为一旦未来出现类似于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国际贸易将会造成重创,整个世界就会暂时进入“孤国寡民”的状况,而在此情况下,待在中国的企业将会因为中国这个超级大的消费市场而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尽管不能低估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但也不能夸大新冠疫情所造成的产业链转移风险。
 
要素市场化和创业板注册制之于中国产业升级
 
腾讯财经:最近这段时间,市场两个比较大的热点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创业板注册制的推行。前者意在促使生产要素充分公平自由地流动,后者是支持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的重要举措。您认为,这两大举措可以如何帮助我们实现新经济、新技术的产业结构升级?
 
寇宗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也成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效率提升的内在推动力。但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依然是严重不平衡的,尽管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甚至超过了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制度障碍,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却严重滞后,而扭曲的要素市场不但造成了各种不公平现象,也日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严重障碍。
 
要素市场扭曲的第一个坏处自然是降低了要素市场本身的配置效率。这一点集中体现在诸如户籍制度等各种限制要素流动的政策壁垒上。大量的经济理论和经验证据都表明,资本和人力等生产要素一旦集聚,就会通过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最终提升经济效率,而反过来说,一旦要素流动受到限制,集聚效应就难以发挥出来了。
 
要素市场扭曲的第二个坏处则是会将降低产品市场的竞争效率。不妨考虑两个企业A和B,它们都使用相同的要素生产相同的产品,但企业A的生产效率更高,即可以用更少的要素生产出相同数量的产品。这样,如果两个企业在要素市场上是公平竞争的,即能够以相同的价格获得同一种要素,那么,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A就可以在产品市场中竞争获胜,而这也是符合社会效率的。但如果要素市场是扭曲的和非效率的,比如企业A无法获得必需的生产要素,或者企业B获得生产要素的价格更低,则本来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A,要么会被直接排斥出产品市场,或者在与企业B的产品竞争中出于劣势地位,最终结果都是降低了产品市场的竞争效率。这种要素市场扭曲最为明显的体现是中国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所有制歧视。虽然国家以各种方式推动金融体系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尤其是向大量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合理的金融支持,但现实的情况依然是国有企业获得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大多数信贷支持。由于缺乏信贷支持以及各种各样的行政性准入壁垒,民营企业很难通在位的国有企业构成竞争压力并促使它们提升经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