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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著名文学史家孔范今教授逝世

作者: 来源: 发布日期:2023-05-31 09:53:10


山东大学著名文学史家孔范今教授逝世



著名文学史家、杰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山东大学文学院原院长孔范今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5月30日20时50分在济南逝世,享年82岁。
孔范今先生,山东曲阜人,1942年农历正月十七出生。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第一、二届教育部高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首批“杰出人文学者”,文学院关键岗教授,博士生导师。
孔范今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在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写作等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重要成就,他的主要著述有:《悖论与选择》《走出历史的峡谷》《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新人文文学书系》《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百年大潮汐:二十世纪思想解放文录》《孔子文化大典》《全唐五代词释注》《读中国》《孔范今自选集》《人文言说》《舍下论学》等。孔范今先生将理论探索、文学史建构和史料文献发掘融为一体的学术实践,既体现了对近三十多年以来重大学术问题的积极回应,又体现了学术个性鲜明的系统性思辨。其中关于五四文学与五四文化的悖论性反思、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整体建构、有关“新人文主义”的深入探究,都已成为引领学术创新发展的重要成果。
孔范今先生长期在高校任教,为学界、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批成绩卓著的人才,主持编写了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付出了巨大心血。
孔范今先生既是一位勇于探索、富于创建的杰出学者,也是一位胸襟坦荡、敢于担当的优秀学科带头人,他为山东大学中文学科的整体跃升、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山大学派”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孔范今先生的逝世,是山东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大损失。
附:2021年,孔范今先生的新作《人文言说》《舍下论学》出版。齐鲁晚报 2021年05月15日A11版曾刊发文章《人文的价值,何时也不过时》进行报道。现整理发布,以作怀念。孔范今先生千古!
人文的价值,何时也不过时
如何认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20世纪各领域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山东大学的孔范今教授长期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并将研究对象扩展至文学转型、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虽已退休多年,但他的学术思考从未停止,最近,年近八旬的他又推出了《人文言说》《舍下论学》两本新作。作为亲身经历过社会大变动的知识分子,经过时间的沉淀,他又有了新的感悟。
口述而来的讲学记录
孔范今生于1942年,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令人尊敬的资深学者。他虽并不处于学术、文化中心的北京、上海两地,但长期以来,以自己独特的声音和卓越的学术成果,引领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潮流。
退休之后,孔范今并没有产生怅然和不适之感。相反,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反倒是觉得,在眼前出现了更加阔大高远的视野,思维也变得更加主动和鲜活。所以,在退休之初的几年,他和同事们一起编写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在完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后,孔范今用三四年时间,从《易经》开始再次重读原典,思考中国人把握世界方式的结果。“该读的书读了,该补的课补了,就觉得还有很多话想说。”
可是想不到,他的身体发生了状况:右眼突发眼疾而严重影响了视力,以至于无法再执笔写作。可孔范今依然满脑子想法迭出,奈何已无法与同行交流,心里自是滋生了苦闷。
这时候,几位老学生前来看望,并一起探讨些学术问题。在大家的建议下,孔范今在家中分章宣讲,畅谈自己最新的学术思考。2015年春天讲了四讲,2016年春天又讲了四讲,一共八讲。
新近出版的口述体《舍下论学》便是由此而来。该书收录讲学记录八篇,这些文章或纵谈文学、文化,或聚焦“五四”与传统,或观照文学史与现代性,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现代文学的起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反思、通变与变通的理解、异质文化的意义等的阐述尤为深刻,凝聚着一位学者的深入思考。
与《舍下论学》同时推出的,还有一本收录了孔范今从上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创作的代表性论文集《人文言说》。该书紧扣“人文主义”的命题,对20世纪文学史上与人文主义相关的各种思潮、流派和现象作透辟之解说,发前人之所未见。其中,《重新解读孔子的智慧》《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两次冲刺》《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五四启蒙运动与文学变革关系新论》等具有正本清源的学术意义。
做学问从不跟风,坚持怀疑精神,是孔范今的特点。加上从历史深层结构中去认知文学发展内在机制的眼光,让他超越了学界的浮躁,真正沉下心来。正因如此,在这些文章中,孔范今对知识分子如何在人文实践中保持主体性的思考和站位做出很好的示范。
矫枉过正是一种策略
不随大流,在《人文言说》《舍下论学》中体现尤为明显。
讲现代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绕不开的话题。孔范今认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问题不仅牵涉对这一文化运动的性质、功过等的认定,也牵涉到对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的认定,是大问题。“无论什么时候,科学的评价这点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是底线。”
回首一百多年来,无论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质疑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认为五四运动是突发的历史事件,和原本稳定发展的历史常态发生了断裂。但孔范今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此前梁启超的文化启蒙,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逻辑演化的必然环节,绝不是“突然砸过来的天外飞石”。
放眼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革,洋务运动是纯物质技术层面的变革,在文化上还是坚持四维八纲的文化传统,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戊戌变法是一个政治变革运动,因触动了朝廷的利益,很快便宣告失败。虽然此后梁启超想重新建构中国新文化,倡导了旨在“新民”的文化启蒙运动,但当时的中国,单靠梁启超式的文化倡导还远远不够。
辛亥革命带有明显的民族革命色彩,在文化上则具有“恢复中华”的内敛趋势。当时云集在孙中山旗下的文化大将,像章太炎、南社诸君,都是新一轮政治革命的拥护者,但他们都倡导传统文化。此后,袁世凯倒行逆施,军阀政府轮番混战,使得文化上尊孔复古浪潮迭起,文化革新迟迟得不到解决,体现在文学领域,甚至出现了靡靡之音。
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倡导文学改良,提出“八不主义”,陈独秀高倡文学革命,反对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针对的就是这些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于此时出现,是历史的选择。它的应运而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有着历史发展必然逻辑的支撑,这是容不得怀疑的。”孔范今认为。
在对五四运动的评价问题上,最遭人非议甚至诟病的,就是它在对传统文化批判上所表现出来的激进主义倾向。在孔范今看来,其实也内含着历史发展中常有的行为策略。
他认为,“五四”先驱者也都知道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鲁迅曾说如有一个铁屋子,主张开个窗便会有人反对,所以干脆主张把这屋子扒掉,守旧者便会立刻同意开窗了。胡适则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文化的惰性、惯性会自动矫正一些过激的行为,所以不必担心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所带来的一时的破坏性。“矫枉过正的做法是五四先驱者们的策略性选择,非如此便难以启动历史车轮的前行,不会打破中国历史所具有的那种超稳定的结构。”
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开拓出这样一种新的文化氛围,这样一种巨大的文化时空,后来各种新的文化都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所以事后在一次北大的纪念会议上,梁漱溟有一个发言。当时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他说尽管观念不同,但他可以断言,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的那种开拓和推进,也就没有他们的今天。这话应该是一语中的之论。”
传统文化是条大河
近些年来,中国强调向传统文化回归,而且特别强调在文化的培根塑魂上,深刻领悟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脉络,已成为一种国家行为。孔范今认为,让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学术界目前还缺乏必要的思想认识准备。“要认识孔夫子,认识儒学,认识传统文化的真髓,就要有一个相当的与它相适应的文化灵性上的认识,才能与它接榫,实际上大家还没有这个准备。在这方面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这样的工作,孔范今较早地便关注过。2006年,在“中国古今小说通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孔范今作了主题性发言,题目是《通变与变通》,对现代文学,文化与传统之关系进行考察,结果反响很大。
虽然只是具体的题目,却关乎大的问题: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怎么取得发展。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封闭、保守和僵化的存在,而是一条充满活力和波浪推涌的大河,而且是一种具有很强容纳力和融汇力的文化系统。文学作为文化中最具人性魅力的构成成分,自然也是如此。
谈传统文化便绕不开孔子,在《人文言说》《舍下论学》中,孔范今特别谈了自己对孔子的理解。他指出,孔子活着的时候恓恓惶惶,死后享尽哀荣,而且帽子越戴越高、越戴越大。“说明无论是信仰他的,还是拿来想利用他的,都知道儒学是个极有价值的文化系统。”
孔范今认为,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最能表述人类生存永恒性诉求的一种文化价值学说。尽管孔子学说是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但是他所构筑的文化系统、理念,却超越了历史局限、洞穿万古。“无论社会到了哪个阶段了,哪怕到了现代社会,它依然重要。而且我觉得到了现代社会,它的重要性尤见突出。”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上下传统热、孔子热,很多人重评孔子和儒家的学说。但孔范今觉得,这种盲目的热潮离读懂老祖宗的精神实质还很远。在他看来,孔子所做的文化复古,实质上是一种应对当时文化发展的危势的伟大创辟。
春秋时期社会深刻变动,思想混乱。“所谓文化发展的危势,一是人神混杂、人神不分所造成的混乱,再就是由社会的变动所带来的人文文化的危机。”这种历史变动,带来对既有人文传统的冲击,导致“礼崩乐坏”,亟需有人给出解决方案,孔子可以说是应时而生。
“我们不否认那个时候历史的巨大变动,孔子重新建构起人文传统的努力似乎是有些逆势而为,但起到的实际上是对历史发展的偏失和异化倾向的必要矫正和制衡。”孔范今表示,在人类历史上,不单是孔子那时候,就是西方亦如是,常常是要寻找一种已经失落的人文文化的时候,都用复古的形式出现。
孔范今认为,难能可贵的是,孔子把“人”这个概念,空前地突出出来。孔子强调了人既是自然也是社会的人,而不是人神共存、人神杂居的那种人。而且,又通过对血缘关系的解析,把人从社会人当中的阶层的人,变成一个个平等的人。“上至国君、大夫,下至黎民百姓,除了社会的阶层的存在之外,最根本处,大家都是人。”
这一点很了不起,也正是基于对这种“人道”的理解,才举起“仁爱”的旗帜。孔范今说,孔子主张天人合一、和谐共生,对“仁爱”的解释,并不囿于一时一地的人和事,而是不分族群、国度和不同时空的,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哲学文化的深在魅力,具有永恒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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