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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让孩子读《海的女儿》吗

2019-04-01 19:05 主页 来源:未知
你会让孩子读《海的女儿》吗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给女儿读过《海的女儿》这种“经典童话”:“就为了一个只看过一眼的男人,需要用姐妹的资源(美丽的长发)、自我的阉割(无法说话)和终身痛苦的代价(直立行走如刀割),换一个所谓的爱情……矮化海洋女性物种,跪舔人类男性。”她还认为,“包括所有happy ending的王子公主式童话也不适合讲给女孩听。她们不是只能年轻美丽柔善可欺,也不是只能有嫁给王子这一种结局。”

网友在微博上发文,解释为何不让孩子读《海的女儿》

这位家长的发言在互联网上引发广泛的争议。支持者认为,“我觉得童话是很可怕的,从小洗脑小女孩结婚就是happy ending,问题是结婚才是一切的开始”;反对者也嘲讽道,“童话都是糟粕,读了会被男人骗,建议您给女儿读婚姻法”。

1989年版动画片《小美人鱼》剧照

这并不是童话作品第一次引发争议。去年《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在北美上映前夕,凯拉·奈特莉做客《艾伦秀》做宣传时,她提到某些迪士尼动画片在她看来其实三观不正,例如经典名作《灰姑娘》和《小美人鱼》,她就禁止自己三岁的小女儿观看,以免她从小受到坏影响。《小美人鱼》就是改编自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在奈特莉看来,为了一个男人放弃自己美妙的歌喉,不值得推荐。

除了童话以外,其他类型的文艺作品也常常因为三观问题引发争议。从去年豆瓣“三观党”的讨论,到《都挺好》大团圆结局看似“三观正”实则对女性价值的贬低的批评,“三观”愈发成了我们阅读一本书、观看一部影视剧中的显性问题。究竟该如何合理地评价文艺作品中的三观?

变化中的“三观”

什么是三观?简单地说,它是我们常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总和,代表着一种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因此,所谓正确的三观应该是以真善美为旨向,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人要厚道,要对婚姻生活忠诚,出轨就该遭到道德唾弃,不可欺负老实人,要为受屈者鸣冤……这样的三观是民间社会赖以存在的底座,是民间社会井然有序的无形规范。

问题在于,三观是不是亘古不变的?

有些原则的确是千百年来人们一以贯之遵守的,与此同时,又有许多规范和准则在某个时代是约定俗成、自然而然,但随着时代演变,它们便显得陈旧、落伍,亟需被时代淘汰。比如在封建社会,“男主外,女主内”是常态,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却必须“三从四德”。在那个时代,这是正确的三观,但今天如果还有人信奉这一条标准,肯定会遭到批评和挞伐。

由此可见,从来就没有脱离时代孤立存在的三观,我们对于文艺作品三观的评价必须考虑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充分理解写作者的思想“局限”——人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假设无法理解这一点,那么古典文学名著里几乎没有所谓正确的三观:《红楼梦》贾宝玉前后跟多少人有过情感关系,对情感不忠诚;《水浒传》中几乎没有“好人”,要么人格有失要么滥杀无辜,像李逵这种把小孩劈成两半的简直是恐怖分子……

《海的女儿》创作和发表的历史语境,也非常复杂。这篇童话创作发表于1836-1837年,19世纪的欧洲女性地位远远低于男性,“女性低等”是当时普遍的意识形态。除了这个大背景外,也有安徒生的研究者指出,《海的女儿》是安徒生写给一位同性恋人的隐晦“情书”,在恋人结婚前夕,安徒生表白被拒,后来创作了这个童话故事并再次寄给恋人,“海的女儿”寄寓着他对这段情感的情深与哀婉。所以安徒生说,这个故事只有成年人才懂得其内涵。

后人如果以所谓的“贬低女性”来解读《海的女儿》,其实就是以21世纪的标准去要求一个生活在19世纪的人,既是苛刻,也是对一部作品内涵的窄化。

当然随着时代变化,人们的三观在变化,童话作品也在变化。自1937年迪士尼第一部公主片《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到2018年的《海洋奇缘》,80余年的时间里迪士尼上映了10多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动画片,观众可以清晰看见这些女性的变化,她们从等待被王子拯救的公主,一步步进化成独立、自主、追求自我、勇于探索的新时代独立女性。

观众乐于接受《海洋奇缘》,不代表着《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就是糟粕,否则所有古典作品都将迎来“灾难”。诚如贾樟柯所说:“对电影而言,恻隐之心非常重要,在理解人性困境方面,艺术是重要的出路。如今礼教在抬头,过度的道德主义在抬头,就意味着法西斯在抬头。艺术不是法律,而是抒发情感的通道。很多事情我们总在避讳,让道德主义长时间地施加于艺术,这种正义之名终将导致人文的灾难。”

优秀文艺作品有远超乎“三观”的价值

但这仍无法解答那位妈妈的困惑:我们可以理解以前文艺作品的三观缺陷,但并不代表着今天我们还要接受它们;我们可以带孩子去看充满女权主义色彩的《惊奇队长》,而不是阅读安徒生《海的女儿》。

这一逻辑的问题在于:将文艺作品的价值局限于“三观正”,可实际上,文艺作品的诸多价值里,“三观正”背后的道德教化可能是排序最后面的——要道德教化,你读思政课本效率更高。

文艺作品的首要价值在于,它“保存着对世界、对生活个别、殊异的感受和看法”(李敬泽语)。就像苏珊·桑塔格在接受“耶路撒冷奖”的演说中说:“提供意见,甚至改正意见——无论什么时候被要求——都会使小说家和诗人的看家本领变得廉价,他们的看家本领是省思,是感受复杂性。”

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是做道德判断,而是提供复杂性。它有虚构的特权,它有对人心的捕捉,它殚精竭虑地想象种种斑斓的内心景象,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野转变”,不断增加、修正、丰富、深化我们对人以及人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认识。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文艺作品中那些出轨的女人。现实生活中,出轨者就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许多文艺作品中触及这个题材,我们的态度却可能不同。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安娜明明是个出轨的女人,但读者看到她那种忠于自己情感的“生机勃勃”,又不免被她打动;比如韩国一些很经典的爱情伦理片,李政宰的《情事》,裴勇俊、孙艺珍的《外出》,全度妍、孔侑的《男与女》,均涉及男女婚外恋,但在导演细腻的镜头下,男欢女爱并非简单的道德对错可以概括的。

优秀文艺作品让我们充分感受到“美”——文字的美、影像的美、形式的美;在给予美的同时,拓宽了我们对人性的与世界的认知——世界从来不是像法律写的那样清晰分明的,我们也能够经由文艺作品“获得一次短暂成为上帝的机会,抽离开此时此地,去带着了解的同情,看善里的黑暗,看恶里的洁白。也只有在艺术品里,我们才能自由地感受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押沙龙语)。

同样地,《海的女儿》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的美与丰富,不同年龄段的人会有不同的阅读感受。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对于一个儿童来说,他/她阅读《海的女儿》首先感受到的也许不是所谓的三观(孩子很难察觉到这层意思),更可能是童话本身的语言美,是悲伤,是爱,是一种非常炽烈的追求。

所以千万不要太小看经典——它的价值远超于三观,也不要太小看你的孩子——他们对世界的接纳和适应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强。

“三观”也是批评方法,但应慎用

我们不赞成对任何文艺作品动辄以三观为唯一标准来做评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三观不能作为一种批评手法。

鲁迅先生在论述《红楼梦》的主题时谈到:“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真正伟大的作品是经得起多方的多重解读的。就如同针对一部小说的批评方法,可以是新批评,可以是作家论,可以是精神分析,可以是结构主义,可以是解构主义,可以是后现代,也可以是道德论……

三观当然也可以是一种批评角度。文艺理论大家朱光潜在《谈多元宇宙》一文中,以恋爱与道德的冲突为例,对此问题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恋爱和道德相冲突时,我们既不能两全,应该牺牲恋爱呢,还是牺牲道德呢?……就我看,这所谓‘道德至上’与‘恋爱至上’都未免笼统。我们应该加上形容句子说,在‘道德的宇宙’中道德至上,在‘恋爱的宇宙’中恋爱至上。所以遇着恋爱和道德相冲突时,社会本其‘道德的宇宙’的标准,对于恋爱者大肆其攻击低毁,是分所应有的事,因为不如此则社会赖以维持的道德难免隳丧;而恋爱者整个的酣醉于‘恋爱的宇宙’里,毅然不顾一切,也是分所应有的事,因为不如此则恋爱不真纯。”

于佩尔版《包法利夫人》。在“道德的宇宙”里,包法利夫人将遭受道德批评和攻击

也就是说,在“爱情的宇宙”里,你可以恋爱大过天,但在“道德的宇宙”里,三观本就是标尺。虽然很多人并不喜欢“三观党”,“三观党”或许有将艺术窄化为传声筒之嫌;但它的确也丰富了我们看作品的方式,“三观党”在舆论中也有被污名化之嫌。假设不是迫于显性或隐性“三观党”的压力,迪士尼的公主们可能都还在等待白马王子拯救。

最后的疑问是,在多元宇宙、多元标尺里,到底哪一个标尺应该优先?

对于市面上许多糟糕的文艺作品,它们没有任何艺术美可言,也没有什么复杂性的展示,它们纯粹就是观念的演绎,它们也仅剩下“观念的宇宙”。针对观念本身,观念的碰撞是最有效的,这个时候,三观反倒成为唯一及物的批评方法。

但对于经典作品,慎用三观标尺,因为它有多元宇宙,一个三观会让你蒙蔽所有。就像你不让孩子读《海的女儿》,当然不会损失什么,但当你动辄以三观来否决经典作品,那么你们错过的世界难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