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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何以在江南存续

2019-04-13 18:52 主页 来源:未知



传统文化何以在江南存续


中国内部幅员广阔,有回旋周转的余地。特别是,有一条在古代被视为天堑的长江,这为中国文化的腾挪和转移提供了非常好的空间。回顾历史,中国文化也曾发生过多次被中断的危机,但都通过文化中心的转移和长江的防御而存续下来。这种腾挪和转移,对江南文化的发展也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红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互相重叠、互动、融合,继而不断发展壮大。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江南文化在接续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之后,又有了不一样的性格,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如果把中华文化比作一个百花园,那么江南文化就是一朵奇花。它与其他区域文化并存互补、竞相绽放,共同构成满园春色。

在“上海文化”品牌的三大资源中,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过去讲得多一点,江南文化讲得相对少一点。我个人认为,江南文化为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文化基因,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江南文化的接续与延伸。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江南文化我们应该深入了解。

在“上海文化”品牌的三大资源中,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过去讲得多一点,江南文化讲得相对少一点。我个人认为,江南文化为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文化基因,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江南文化的接续与延伸。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江南文化我们应该深入了解。

江南这个词有一个从大到小逐步明确的过程,大致到汉唐时期才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概念,即长江以南包括长江中游一直到长江下游的大东南地区被称为江南。与之相伴,还出现了另外一些名称,比较常用的是“江左”或“江东”。长江流经安徽、江苏后呈南北走向,东部包括江苏南部及安徽靠东的地方,即所谓的“江左”;长江以西的江西、湖南等,则被称为“江右”。

江南这个名词后来进一步缩小,逐渐从一个方位性名词变成一个区域性名词。明朝郑晓撰写的《今言》提到,当时各个区域向都城顺天府(今北京)运送漕粮,江南这个区域底下跟着五个府,即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环太湖流域的这五个府也就是现在讲的江南核心区域。

伴随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又逐渐出现“八府说”甚至“十府说”等。大家比较接受的是南京、杭州、镇江,加上环太湖流域的五个府这一说法。今天讲的江南区域,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但这里又涉及另外几个问题:安徽南部等地算不算江南?宁波、绍兴算不算?一江之隔的江北扬州算不算?

所以,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可以把原先的江南更扩大一点,可以提出“文化江南”的概念。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把绍兴、宁波、南通、扬州、徽州都纳入进来。

“三个江南”分别与“三个长三角”大致吻合

江南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弹性,包括“核心江南”、“经济江南”和“文化江南”的不同层面。今天,我们把这三个概念放到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它们基本上是可以对应的。

其一,“核心江南”包括环太湖流域的五个府。上海自古以来就居于江南区域的核心地位,所以今天才能更好地服务长三角、辐射长三角。

其二,上世纪90年代提出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时候,杭州、南京、上海就是区域性重要支点。后来,这个长三角的概念不断扩大,衍生出“三个长三角”,即小长三角、中长三角和大长三角。其中,“核心江南”与小长三角大致吻合,“经济江南”与中长三角大致相当。

其三,2016年公布的长三角战略概念中提出26个城市,这个范围就比较大了。虽然区域整合的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但我们如果把它和“文化江南”的概念相匹配的话,就顺理成章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江南既有原先的地理沿革意义上的含义,也可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一定的设定和解释。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发展、演进逻辑和特征,也就是多样化。

举例来说,我们原先的一个主流观点是“黄河摇篮说”,即中国文化源头是从黄河流域来的。因为近百年来,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大量古文化的遗址,夏、商、周这些早期的王朝也主要是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所以说,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母体和主干。对此,我们到今天也是认可的。

但是,近三四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发现,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在中原以外,其他地区的文化发展程度并不逊色。于是,考古学者和文化学者提出了“满天星斗说”。

譬如,红山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非常高的,距今大约6000年,其地理位置大约是现在的辽宁、内蒙古靠北的地方。在江南这一带,夏、商、周之前也有非常先进的部落文明,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文物的文明水平就非常高。

经过文化整合,中原文化逐渐向其他区域文化渗透和拓展,中原文化和各个区域文化互相交融,进而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区域文化本身的特色开始减弱,主要保留在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之中。

就吴越文化而言,早期主要受吴、越两个地区的影响;后来,越国把吴国灭了、楚国又灭了越国,吴越文化开始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最后,秦始皇统一全国,中原文化推行开来。

文化中心两次南移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命运

说到世界上的古文化,常常会提到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如果加上今天的考古发现,加上希腊早期克里特岛文明的话,就是五大文明古国。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只能称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克里特岛,却没有称古中国的。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一脉相承,始终没有中断。

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可能有人会说,因为中国文化灿烂辉煌并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但另外几个古文化的发展程度也非常高,而且客观来讲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的历史最晚。为什么中国文化可以延续下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非常优越。

中国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四周有非常好的屏障。东南是大海,北边是西伯利亚,西边是戈壁,西南边是喜马拉雅山脉,避免了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古埃及的灭亡就是因为地处非常开阔的平地,难以抵挡外敌入侵,两河流域的情况也是这样。

同时,中国内部幅员广阔,有回旋周转的余地。特别是,有一条在古代被视为天堑的长江,这为中国文化的腾挪和转移提供了非常好的空间,也是中国文化得以一脉相承的重要因素。回顾历史,中国文化也曾发生过多次被中断的危机,但都通过文化中心的转移和长江的防御而存续下来。这种腾挪和转移,对江南文化的发展也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例如,西晋统一没多久,五个少数民族入居中原,造成北方地区战火连绵。司马氏渡江南下,在现在的南京建立都城建邺,吸引了大量北方的贵族、文人和农民。历史地理专家谭其骧计算过,这段时期北方人口中有八分之一迁至南方。

这就带来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人口劳动力的增加;二是文化贵族、世家大族以及具有先进生产经验劳动者的涌入,对南方文化、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中国文化中心第一次南移时的情况。

公元383年发生了淝水之战,最后东晋取得胜利。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如果当时这场战争是东晋失败而告终,中国历史可能就要重写了。淝水之战的胜利,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主干在南方得以保留下来。

魏晋南北朝被称为中国文化自觉的时代。中国的文学、哲学、艺术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正式独立并开始发展起来的。这种文化自觉不只是北方文化的功劳,而是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交融之后共同造就的。

原本被称为“吴越之风”的区域文化汲取中原礼乐文化之后,在保留当地文化特色的同时又凸显文质彬彬、精致典雅的取向;中原文化则被杏花春雨、烟水迷蒙的江南意境所浸染和滋养,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中平添了几分温润之美。后人常用“杏花春雨江南”来形容江南的柔美,与之对照又以“骏马秋风蓟北”来描述北方的阳刚之美。

到唐宋时代,江南的文化不再被人鄙视为落后,而开始冠之以“江左风流”。这个名称的出现,代表真正的江南文化已经成形。到了宋辽金时代,赵宋王朝再次南渡,逃到现在的杭州。经过第二次的文化转移,包括经济重心的转移,江南文化已不同于一般的区域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熟。

明清之际,有三位非常著名的思想家,分别是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曾感慨:“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黄宗羲则说:“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吴郡、会稽郡,指江南一带)久矣。”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江南已成为全国的文化高地。

江南人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历史使命感

江南地处交通要冲,是南北往来的必经之地。过去,运输方式主要通过河流。元朝开通的京杭大运河,就以江南为核心。元朝以来,沿海城市的船运变得发达起来。当时的四大港口是广州的粤海关、福州的闽海关、宁波的浙海关以及上海的江海关。

作为交通要冲,江南久而久之便成了五方杂处之地,所以也就较别处少了一些排他性、多了几分包容性。明代黄省曾的《吴风录》等着作,对江南的风俗民情作出这样的描述:好标新立异,喜交际游乐,能善待四方来客,优容异地风习。

再举个例子,上海早饭中的“四大金刚”其实都不是上海原生的。烧饼是北方来的,油条北京也有,豆浆也一样,粢饭在南方许多地区都有,都不是上海本地发明的。但它们为什么都能在上海站得住脚而且受到欢迎?因为上海对外来的东西不排斥,而且可以把这些东西做得更好更精致,这就是上海的特点。

从一定程度上讲,江南也是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代表。古代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农业发展到南宋、明代到达顶点。而将农业耕种的技术、农具的使用发明、农产量的单位产量提升到最高水平的地方就是江南。

古代江南的富裕,是投入大量劳动力而达到的。北方种一季,江南种双季,不仅种双季而且在农闲时还从事副业。所以,江南人好像比较富裕,但背后是非常辛苦的。《杭州府志》上说,明朝末年,每家人家无论是富裕的还是贫穷的,孩子满五岁后就要干活,即便是编编篮子出售也好。由此可见,江南人日常投入的劳动力比较多,因而维持的生活水平也比较高。

除了农业之外,江南人还勇于创新。到了明代中后期,又因地制宜努力开拓多种经营,纺织、食品、服装、日用百货、造纸、印刷、造船、工具制造、建筑材料等迅猛发展,商品经济包括海外贸易高度繁荣。

明朝后期,有一幅反映江南经济发展状况的《南都繁会图》,逼真地描绘了当时江南工商业的发展水平。如果拿宋代《清明上河图》来比较的话,后者所描绘的繁华程度完全无法跟前者相比拟。

江南地区不仅是把传统农业发展到极致,而且形成了新的产业、新的人际关系、新的文化形态。经济史学家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中提到,当时江南已经达到早期工业化的水平,出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早期迹象。

在文化性格上,江南文化看起来温文尔雅,其实也有多面相。有一次,我遇到一位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我问他:你觉得江南人为什么追求养生?他回答:江南人可能身体比较弱。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江南人的“养生”其实是“养性”。江南人也曾好斗,也很强悍。

明朝抗倭的时候,戚继光带领的官兵就来自义乌。这支部队到北方时,北方人都很佩服。清初的江阴、嘉定为了反抗剃发掀起强烈的反抗斗争,更是需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历史使命感才会做的事情。这都说明,江南人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并不是单纯的“杏花春雨”。

如果总结江南文化的话,我觉得有几点是值得珍视和发扬的:包容开放、勇于革新、与时俱进、顺时而变。江南文化作为文化基因,深刻地影响了海派文化。加上外来文化的影响,海派文化就得以在江南从容地发展起来。红色文化在上海发展起来,也与这种文化基因有关。

所以,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红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互相重叠、互动、融合,继而不断发展壮大。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江南文化在接续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之后,又有了不一样的性格,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总之,如果把中华文化比作一个百花园,那么江南文化就是一朵奇花。它与其他区域文化并存互补、竞相绽放,共同构成满园春色。

江南文化如果进一步激发新的活力,肯定可以超过历史上的江南文化。同时,江南文化特别是后期的经验、特点,还可以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经济社会联动发展提供有益的启发,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