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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纪念王富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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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纪念王富仁先生

2020-05-02 11:05 主页 来源:未知
文艺批评 · 纪念王富仁先生

2017年5月2日下午,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新国学”理念倡导者,汕头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荣退教授王富仁先生离世。今天是王富仁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日文艺批评特别推送谭桂林老师所写总结王富仁先生“鲁学”精神遗产的文章分享给大家,谭桂林老师在文中说:“从现实改造到文化重构再到哲学沉思,是王富仁“鲁学”发展的三个逐次提升的思想境界。无论是现实改造,文化重构,还是哲学的沉思,三种境界无疑都贯穿着王富仁的“鲁学”的重要特征。在研究思维上强调大处着眼,大局入手,注重鲁迅精神之大的凝视和阐析;在研究目标上强调鲁迅思想和文学的本土性特点及其本土意义,对鲁迅思想文学本土性、本土经验、本土意义的发掘与阐析,既是王富仁阅读、观察、思考鲁迅文学的一把坚持到底的尺度,也是王富仁“鲁学”至始至终坚守着的一个自觉追求的思想目标。在研究方式上则突出个体生命与鲁迅精神的遇合,在鲁迅研究中燃烧自己的生命激情,跃动自己的生命血脉,这是王富仁的鲁迅研究留给后世鲁学的一份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路漫漫其修远兮,王富仁先生的精神遗产将不断激励后辈学人在学术道路上奋发勇为。

本文原刊于《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感谢作者谭桂林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谭桂林

王富仁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

“风生白下千林暗”

论王富仁“鲁学”的精神遗产

用西方的世纪史观来看,这前后几年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几年。去年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发生百周年,今年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百周年,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明年则是五四运动百周年。王富仁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都与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因而在这样的历史时刻,纪念、回顾、整理和研究王富仁的学术贡献,实在是十分有益于当代学术发展的事情。整理和研究王富仁的学术贡献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细致全面地发掘和总结王富仁四十年学术道路上所提出的种种创新性观点,所涉足的种种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重要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研究的富有标志性的推进与深化。在这方面的整理与研究无疑会有非常开阔的空间与十分丰富的资源。王富仁是一位具有丰富生动的创造力和敏锐深厚的思想力的学者,他在学术界的第一声呐喊“鲁迅小说是中国社会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学术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传统的鲁迅研究完成了一次颠覆性的叛逆与革命。后来,他不仅在鲁迅研究领域深耕细作,而且不断地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地提出新的学术观念和学术思想,大者譬如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物质与精神、政治与文化发展的逆向性特征的阐述,关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本土性问题的分析,关于“新国学”概念的提出与意义内涵的界定,关于中国语文教育的思考,小者譬如关于历史小说的研究,关于郭沫若创造社的青春文化的提出,关于满族作家端木蕻良的研究等等,几乎每涉足某一个领域某一个问题,王富仁都能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这些观点是王富仁思想智慧的结晶,浸染着他所处时代的精神特征,也牵动着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的神经。分析研究王富仁提出这些观点的思想文化背景,辨析王富仁的思想成果与同时代著名学者之间的同异,总结王富仁论证这些问题与观点时的高度个性化的思维方法特征,发掘王富仁这些学术观念的增殖性及其对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影响,等等,这些工作都是我们应该去做的,而且大有作为的。另一种思路则是超越这些具体的学术观点,或者说以这些具体的学术观点为基础,探讨王富仁的学术思想的原则和学术精神的追求,分析王富仁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对当下甚至未来中国学术发展所具有的启示意义。这两种路径前者是基础,是对过去已成性的总结,后者是升华,是对未来可能性的预判。两种路径无疑都很重要,都需要有研究者去踏踏实实地做,但在今天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学术界体制内外的分化已不可避免,意识形态与学术的关系正在由过去的指导升级为管控,而在网络技术的助势下,大众文化的消费趋向对纯粹学术的挤压与消解,比之上个世纪90年代更是有恃无恐。改革开放前期学术界所形成的共识已经土崩瓦解,学术圈中对社会的观感、对未来的预判、对价值的认知、对规则的理解,对学术目的的追求等等,学术人的分化越来越严重,甚至各种利益集团的身影在学术圈中的晃悠也越来越明显。在这样一种学术思想日益芜杂、学术精神日益萎落的趋势下,对王富仁的学术贡献的研究,我个人认为后一种路径无疑显得更其重要。本文即立足于这一思考,以王富仁的“鲁学”为例,来展现王富仁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的特点,进而探寻这些特点对当下鲁迅研究所具有的启示性。

从左到右依次为:谭桂林、王富仁、赵玉兰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是从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研究起步的,《呐喊》《彷徨》综论中提出鲁迅小说是中国社会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使他在鲁研界一举成名,甚至成为旗帜性人物,8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成果都被学术界“左”的势力当做靶子进行批判,就足以说明这一研究成果的理论意义以及对学术界的影响力。到90年代以后,王富仁针对学术界日益显著浓厚的贬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倾向,深入研究鲁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和认识,不仅涉及到儒家文化,而且包囊了鲁迅与道家、佛家、法家与墨家等多方面古代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些研究将鲁迅定位在中国文化守夜人的地位,既坚持了鲁迅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坚决最深刻的反叛者立场,也深入分析了鲁迅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精神的复杂性,甚至提出了“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文化传统的不是现代的新儒家,而是鲁迅,而是像鲁迅这样具有独立创造精神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这样发人深省的观点,使得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既超越了传统的或者分裂或者传承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超越了林毓生的理性反叛、情感皈依的二律背反模式,达到一种整体性与融合性的理论高度。后来,王富仁又从时间、空间、人三者关系的互动中,阐析了鲁迅哲学思想中的空间主义和现在主义的思维特征,指出了鲁迅的空间选位与文化选位与近现代一般知识分子的区别,不仅精辟地说明了鲁迅文学独特性的思想由来,而且驳斥了学术界一向流行的认为鲁迅思想缺乏哲学体系的观点。可以说,《<呐喊><彷徨>综论》是着眼于鲁迅思想与社会现实改造的关系,守夜人的历史定位是着眼于鲁迅与中国文化传统重建的关系,空间主义与现在主义的解析则是着眼于鲁迅思想与世界与宇宙的哲学关联。从现实改造到文化重构再到哲学沉思,显示出的正是王富仁“鲁学”发展的三个逐次提升的思想层次,也可以说是三种境界。

无论是现实改造,文化重构,还是哲学的沉思,三种境界无疑都贯穿着王富仁的“鲁学”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就是大处着眼,大局入手,对鲁迅精神之大的凝视和阐析,始终是王富仁的鲁迅研究的自觉的学术追求。五四时代关于社会改造的议题,其实也有大小不同的路径,小者如当时流行的“半步主义”,“问题小说”等等,半步主义的提倡者希望从自己的脚下开始,半步半步地进行社会改革,积少成多,集腋成裘,一点一点地取得社会改革的成果。“问题小说”的作者显然受胡适影响,用新文学的形式探讨具体的社会问题,如劳工问题、妇女问题、教育问题、童工问题等等,虽然未必给出答案,或者给出的答案过于空濛虚幻,但对社会具体问题的切实的讨论也充分显示了五四时代的启蒙精神。鲁迅的出现风格和他们显然不一样,鲁迅是横空出世,像茅盾当年所形容的是像划破夜幕的闪电。同样是启蒙工作,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效果,主要是因为鲁迅的亮相之作《狂人日记》没有局限于枝节问题的讨论,甚至连封建宗法制度的弊端也没有一条一条地罗列例举,而是直接用“吃人”二字对封建礼教做了整体性的批判与否定。联系鲁迅当时的思想实际来看,这种整体性批判与否定,绝不是偶然的,而是鲁迅投身新文化运动从事思想启蒙工作的一种自觉的策略选择。这里所谓小和大,当然不是从褒贬的意义上来区分的,格局无论大小,都于启蒙工作是必要的。只不过鲁迅所选择的整体性否定的启蒙策略以其格局之大,不仅显示出了五四新文学革命运动的气势,而且也在酱缸一样的思想文化环境中尽可能地发挥出了刺激国人麻木神经的思想力度。王富仁提出的“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学说,无疑是对鲁迅这一大格局的精准概括。而这一学说的核心观点,如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是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同步;对知识分子命运的考察结果是知识分子是启蒙的中坚力量,知识分子的悲剧不是因为他们性格软弱,而是因为封建习惯势力过于强大;对农民阶级的基本看法重点在愚昧麻木,而不是优秀品质等等,几乎都对应着中国现代民主革命历史进程中关于革命力量和步骤的重大问题。可以说,只有这种鲁迅小说思想的大格局考察,才能全方位地实现对鲁迅研究中鲁迅小说意义传统结论的颠覆性作用。

关于鲁迅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思考,其出发点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贬损者们的回击,但王富仁的关于鲁迅是中国文化守夜人的思考,其意义远远大于与贬损者们的论战。在鲁迅研究史上,对鲁迅文化态度的攻击由来已久,最初的时候,这种攻击恰恰是鲁迅的一种荣耀,是鲁迅思想之新的一个有力证明,但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成了一种国家文化政策而儒学传统借助国家的文化政策之力不断地卷土重来时,鲁迅研究中有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开始在鲁迅的古典文化修养中寻找鲁迅对传统的赞赏和爱好,鲁迅的魏晋风度,鲁迅的读佛经、鲁迅的拓片造像收藏、鲁迅的毛边书爱好、鲁迅的旧体诗成就、鲁迅的笺谱研究、鲁迅的小说史观念,等等,都成了鲁迅并不是彻底反传统的证据,这些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鲁迅的反传统形象进行洗白。而华裔学者林毓生的理性与情感的二律背反论,也曾经成为学术界的流行话语。这些研究成果本身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研究的目的是用来为鲁迅反传统的文化态度辩白,那就不仅是苍白无力的,而且更加显示出鲁迅的文化态度是错误的印象。与这些温吞吞的辩白和小心翼翼的表白不一样,王富仁没有局限在鲁迅是反传统还是不反传统的二元对立上,也没有纠缠于鲁迅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反传统,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皈依传统之类的永远也计量不清的问题中,而是直接切换思维角度,从文化重构的高度来考量鲁迅和他的五四同仁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作用。王富仁通过对鲁迅与儒、道、法、佛、墨等文化传统之关系的多方位的考察,最后得出结论:“当鲁迅和他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传统儒家文化的束缚,独立地、自由地感受和理解全部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才以其全部的复杂性呈现在他们的眼前。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全部中国文化传统的拯救者,而不是传统文化的扼杀者。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拯救首先表现在重新激活了被儒法合流的儒家文化压抑乃至扼杀了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文化创造”。 2现世中的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不可能不传承这样或者那样一些传统因素,所以用鲁迅对文化传统的某些传承来为鲁迅的反传统洗白,不仅没有意义,而且眼界格局很小。王富仁将鲁迅和他的同仁们的文化意义从叛逆者提升到拯救者,这才是大眼界,大格局,真正地凸显了鲁迅与五四知识分子反叛传统的态度、策略与方式对民族文化重建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