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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论视野与当代文艺创作潮流

2020-05-09 12:31 主页 来源:未知
文明论视野与当代文艺创作潮流 
 
编者按
 
1990年代末以来至于新世纪,一个突出的思想文化现象是文化保守主义和文明论的崛起。它既和全球范围内的保守主义大潮有所呼应,又和国内外社会政治背景密切相关。文明论的兴起,其直接诱因是一系列历史事件(如银河号事件、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撞机事件、奥运会火炬事件,两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乱、中东乱局等),以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逐渐展现出的“大国崛起”。这带动了思想风潮的转向。保守主义在新世纪的强势回归并走向文明论,和八十年代的传统文化热已完全不同,其主题演化为反现代性的文明中国论,核心关切是如何保卫以民族性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所以这一波的保守主义思潮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带有以政治决断为内核的文明论色彩;二是儒法结合,一文一武,互相唱和,既有对儒家政教传统的回归,又有对法家强力的推崇。
 
刘复生老师认为,当下文明论的思想观念,挥之不去的历史语境,已经构成当代文艺生产的重要前提。无论作家们是否直接受到过“文明论”思潮的影响,他们都处身于这个催生了“文明论”的社会土壤和历史情境,处身于某种弥漫性的意识形态氛围中,这已经成为作家们写作的不可摆脱的地平线。从文艺创作的总体格局来看,文明论其实广泛地渗透进了革命历史、知青、军事、科幻等创作领域,成为一条隐含的粗壮的创作线索,各类题材互相呼应,合声共鸣,共同生成一种蔚为大观的创作潮流。由于这类作品响应了时代的核心议题,触及了公众的普遍焦虑和关切,遂成为流行和畅销的现象级文本,也成为当代文艺创作的重要研究对象。在本文中,刘老师以当代文艺创作中的几个代表性的现象级作品或创作类型为例和发展节点,对这条文学创作脉络进行了梳理。同时,他强调,在当下右翼思潮席卷全球的语境中,我们必须要警惕这种文明论所具有的保守倾向。
 
本文原载于《当代文坛》2020年02期,发表时有删减,本公号推送为全文版。感谢作者刘复生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刘复生
 
文明论视野与当代文艺创作潮流
 
 
文明论:当代文艺的普遍背景
 
1990年代末以来至于新世纪,一个突出的思想文化现象是文化保守主义和文明论的崛起。[1]它既和全球范围内的保守主义大潮有所呼应,又和国内社会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文明论的兴起,直接的诱因是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如银河号事件、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撞机事件、奥运会火炬事件,以及两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乱、中东乱局等,它们真实地显现了当今世界丛林法则的实质和现代民族国家间竞争的残酷性。道术为天下裂,西方世界挟普世价值以令诸侯的齐桓、晋文时代正在过去。1980年代启蒙主义者眼中的现代秩序暴露出了血腥的真面目。
 
与此过程相伴随的,则是所谓大国崛起。虽然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与社会代价,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综合国力也显著增强,这带动了文化自信的提升。而持续衰落中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意和战略围堵,比如围绕南海、东北亚和台湾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博弈和最近的贸易战,自然激发了国族认同或民族主义情感。
 
就这样,世界重新来到一个战国时代。列国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争于气力,普世主义神话已经解体。国家利益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利益,无日不在发生的战乱国家的惨状,以多媒体形式一夕之间传遍全球,直观地呈现着令人震惊的场景,以极端化的形式提醒着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文明论正是这个新战国时代的意识形态云霓,是国家间生存竞争关系的观念升华。在丛林时代,现代国家如不能捍卫自己的国族边界,不但会失去集体生存的资源,还将丧失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文明,并最终输掉一切的生存根基,或生活世界的价值源泉。
 
这带动了思想风潮的转向。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勃兴,渐有成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之势,它兼容左右,吸纳1990年代以后诸种思想流派,逐渐发展为一个超级思想平台。某种意义上,保守主义并不具有思想观念上的实质统一性,内部其实充满张力,呈现出社群主义、国家主义、政治儒学和施特劳斯学派等不同面相。但不管怎样,它们都表现出反现代性和对抗西方普世主义的立场,试图在辨别中西文明的前提下重新肯定“文明中国”,尽管它们对这种“文明”的性质各有不同的界定,尤其是关于传统中国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及改革开放时代的关系问题上,更是有着不同理解和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保守主义还和中国模式论等现实论述互相支持,从而从传统与现实两翼构成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另外,保守主义在新世纪的强势回归并走向文明论,和八十年代的传统文化热已完全不同,如果说八十年代的主题仍是“韦伯问题”视域中的儒教资本主义和现代化,那么,新世纪的主题则演化为反现代性的文明中国论,核心关切是如何保卫以民族性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所以,这一波的保守主义思潮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带有以政治决断为内核的文明论色彩;二是儒法结合,一文一武,互相唱和,既有对儒家政教传统的回归——其中不乏原教旨主义派别如政治儒学等,又有对法家强力的推崇,典型的如孙皓晖的“中华原生文明”论[2],法家更多强调的是文明冲突和生存空间的捍卫和开拓。
 
在我看来,文明论的思想观念,挥之不去的历史语境,已经构成当代文艺生产的重要前提。不必问我,作家们是否直接受到过“文明论”思潮的影响。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处身于这个催生了“文明论”的社会土壤和历史情境,处身于某种弥漫性的意识形态氛围中,而这正是作家们写作的不可摆脱的地平线。
 
文明的议题在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浮现,至新世纪以后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在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中几乎成为主线。[3]从文艺创作的总体格局来看,文明论其实广泛地渗透进了革命历史、知青、军事、科幻等创作领域,成为一条隐含的粗壮的创作线索,各类题材互相呼应,和声共鸣,共同生成为一种蔚为大观的创作潮流。由于这类作品响应了时代的核心议题,触及了公众的政治焦虑和关切,遂成为流行和畅销的现象级文本,因而也被纷纷改编为影视剧版本,或在影视剧播出后出版同期书。它们成了被资本追逐的炙手可热的文化IP,同时引发了跟风作品的大量出现,演化为大众文艺和网络小说的热门类型。当然,对于如此明显的创作思潮,主流文艺批评却是漠视的。它们的目光永远盯住那些“纯文学”,而缺乏和现实对话能力的“纯文学”文本,事实上已经被大众阅读所无情地抛弃。体制化的“纯文学”当然并非离开了时代语境,只不过它被人为地封闭性在一个自足的小系统和场域中自我循环,它的生产、阅读和评价机制服从的是另外的一套法则,社会历史议题的传导性影响非常微弱甚至被完全屏蔽。我们试想,如果刘慈欣一直受到当代文坛的影响,并且寻求被文坛认可,他还会创作出《三体》吗?刘慈欣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并以一已之力把中国科幻小说带上世界巅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几乎完全与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主流文坛不发生关联,而是直接依托当代的意识形态资源(当然也包括世界科幻小说传统,以及某些“过时”的文学资源如冷战时代的苏联文学,它们都是外在于当下主流文学系统的),针对时代核心议题进行写作,尽管他理性上未必有这样的自觉。
 
 
 
二月河文集 :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 (套装共13册)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9-1
 
总的来说,相比于小众“纯文学”的狭隘封闭,普遍对社会历史缺乏敏感,那些带有大众文艺特征的创作则直面时代思潮的关切点,回应普通民众的恐惧与希望,并努力对当代难题给出想象性的解答,对时代总体性进行认知图绘,尽管可能带有各种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如果我们抛开“纯文学”的一孔之见,则会看到,自九十年代以来,相对于无人问津的主流“纯文学”创作,中国并不缺少具有广泛影响力因而令人耳熟能详的现象级作品,而它们大都带有文明论色彩。除了以《大国崛起》《复兴之路》为代表的一系列政论片和专题片,在文艺创作中,当代文艺涌现出了二月河(《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唐浩明(《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和孙皓晖(《大秦帝国》)这样的重量级的历史小说家,以及《汉武大帝》《贞观长歌》等家喻户晓的电视剧(小说)作品,还包括拥有海量拥趸的网络“穿越小说”如《回到明朝当王爷》《新宋》《窃明》等,以及知青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狼图腾》,和以《战狼》《红海行动》等为代表的“军事文艺”及“特种兵小说”。至于《三体》这样的科幻文学,甚至还把文明冲突伸展到了宇宙时空。这条创作主线绵延至当下,持续不衰,如果留神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在徐克的“狄仁杰”系列电影和新近爆款的《长安十二时辰》中也依稀闪现着文明论的影子。
 
 
 
 
 
马伯庸,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1-1
 
总之,众多深入人心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带有“文明论”的因素,或明或暗地回应着“文明冲突”的议题。对于这么重要的创作思潮,本文显然无力做出全面细致的分析。在以下的部分,我将以几个代表性的现象级作品或创作类型为例,以之为发展节点,对这条文学创作的脉络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将忽略所谓的主流“纯文学”。在我看来,在总体上,它们既无力触及这样的时代议题,又自我封闭,受众面狭小,在文学阅读的意义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生产及深刻地塑造社会的意义上,这部分文学也基本上可视为并不存在,很简单,没有被阅读的文学,在接受美学的意义上并没有发生。这样说或许并不公平,因为韩少功、王安忆、张承志等伟大的当代作家依然在对时代进行着深刻的书写。但这依然无法挽救“纯文学”总体信誉的破产,它们的头脑仍然停留在古老的年代,缺乏对现实和未来的洞察和美学把握,反倒是那些流行的大众文艺表现出了难得的敏锐,尽管可能在形式上非常粗糙(当然,文学体制的判断标准也是非常不明确和武断的,比如它一般会将那些好看、流行的作品判定为非文学)。纳入我研究视野的一个标准,即是真正地被广泛阅读和接受,很多时候,被改编为影视剧也是一个参数。当然,我并非简单而盲目地信赖公众,事实上他们很多时候并不值得相信。但是,另一个事实也不容否认,一个文本被广泛接受和传播,往往有着深刻的原因,它往往和这些文本的某种优异品质相关。历史一再证明,单纯媚俗的文化产品是很难走远的,而欺世盗名的所谓“纯文学”却每每可以蒙混一时甚至一世。
 
 
《大秦帝国》与“中华原生文明”
 
对于新世纪文艺来说,《大秦帝国》的出现(全集六卷十一册,2008年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齐,同年开始陆续推出电视剧),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意味着文明论从儒家走向法家,从天下秩序走向强力生存。
 
简略回顾一下历史文艺的演化史可以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