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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邦炜:宋代何来“文艺复兴”?

2020-05-17 16:27 主页 来源:未知
关于张邦炜:宋代何来“文艺复兴”?

剑啸易水寒
深知身在情长在,前尘不共彩云飞。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创刊号)
 
宋代既无资产阶级的兴起,又无新社会的诞生,更无思想解放运动,何来“文艺复兴”?因此,“宋代文艺复兴说”有悖常识与常理,当属欧洲中心论的流弊。
 
张思齐的《宋代--东方的文艺复兴》,论文标题赫然醒目。近期映入眼帘,恕我直言,看似新颖,实为陈说。追根溯源,大抵出自日本第二代东洋史泰斗宫崎市定。宫崎《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一文刊布于20世纪40年代初。他宣称:“宋代也可说是东方文艺复兴时代”,并在《宋代的煤与铁》中解释道:“我所说的文艺复兴,和从中世纪向近世发展时期是同义语。”若干年前,我曾表示宫崎如此“高估宋代”,实难苟同。
 
“文艺复兴”是一个欧洲史上的概念,岂能生硬地移植、套用到中国古代历史上?宫崎的《东洋的近世》对欧洲中心论颇有微词:“欧洲是世界全体中的一个特殊地域,不言自明。把特殊地域的历史发展模型,原封不动地应用于其他地域,自然有很大的危险。”此处所言极是,可惜宫崎知错犯错,他的“宋代文艺复兴说”分明源出于欧洲中心论,其流弊不可小觑。
 
“宋代文艺复兴说”有悖常识与常理,原以为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无须多费口舌。或许由于宫崎名声太大,此说而今居然流传较广,每每见于各种宋史论著。学者李冬君索性将“东方的文艺复兴”更直白地称为“宋代文艺复兴”,断言:“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新社会诞生了。”宋代岂止“文艺复兴”,而且“新社会诞生”,未免令人不解。不解之处主要有四,现简要陈述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展现了当时东京(今开封)的繁华景象。图为《清明上河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供图
 
中华文明何尝中止?
 
“文艺复兴”作为专有名词,《辞海》解释为:“14-16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16世纪资产阶级史学家认为它是古代文化的复兴,因而得名。”“文艺复兴”所要复兴的是在“黑暗的中世纪”中断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欧洲历史上是否存在“黑暗的中世纪”,后来有人怀疑,薛涌甚至主张“黑暗时代不黑暗”。但“黑暗”是西方人在很长时间内对中世纪的认识,恩格斯称之为“中世纪的黑夜”。我国学界的认识也如此,《中国大百科全书》“文艺复兴”一目指出:“中国曾有人直译为‘再生’或‘再生运动’”。一言以蔽之,所谓“文艺复兴”是基于欧洲古代文明曾经中断这一认识,人们将它称颂为划破中世纪黑暗的曙光。
 
与欧洲文明发展史大不相同,中华文明虽有发展变化、丰富充实,但从未中断。曾有学者将所谓“五胡乱华”与“蛮族入侵”相比附,但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比附不妥。发生在中国史上和欧洲史上的这两大事件虽有相似之处,均可称为“民族大迁徙”,但有两大不同。一是文明程度不同:欧洲史上的“蛮族”被视为未开化的“野蛮人”。恩格斯指出:“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而我国十六国时期的“五胡”,其“首领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他们“并非是想以所谓胡人身份‘乱华’”。二是事件结局不同:“蛮族入侵”造成“黑暗的中世纪”,但“五胡乱华”并未使中华文明中断。
 
孙中山先生一再强调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自庖羲画卦,以迄于今,文字递进,逾五千年。”“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华民族,反为中国所同化”。他自豪地说:“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中华文明既然从未中断,何来“文艺复兴”?“厓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以后无华夏”,此说而今流传很广,实有散播中华文明中断论之嫌,断断不可信从。“无中国”“无华夏”云云,毕竟肯定宋代以前中华文明未中断。“宋代文艺复兴说”则陷得更深,或可称为中华文明中止论的提前版、加强版。
 
需要指出的是,“文艺复兴”与“民族复兴”虽有两字之差,实属两个迥乎不同的概念。“民族复兴”针对的是近代中国因闭关锁国而落后,因落后而挨打,备受列强欺凌的危局,所要复兴的是以汉、唐两朝为象征的强盛国力,与习称的“文艺复兴”不是一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理学意味着思想解放吗?
 
《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文艺复兴的根本性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托古开新,则是其重要特征。正如欧洲史研究者郭圣铭所说:文艺复兴“与其说是‘复兴’,不如说是‘创新’”。宋代虽然曾经出现某些与文艺复兴依稀仿佛的事件,但这些事件与文艺复兴均有实质性的差异。
 
仅就托古开新而言,唐宋古文运动反对六朝骈文,提倡两汉古文,与文艺复兴仿佛相似。古文运动尽管兼具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但基本性质为文体改革或文学改革,其实质与文艺复兴显然不同。宋代理学号称超越汉唐,直接孔孟,名为复古,旨在创新,因而有新儒学之称。理学的勃兴系宋代意识形态领域最具时代意义的代表性事件。学界高度肯定古文运动,少有异议。如何评价理学则争议极大。
 
理学长期被视为提倡纲常伦理、讲求等级名分的“反动思想体系”,二程、朱熹曾被指斥为“历史罪人”。老一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对理学曾给予一定的肯定,如“讲气节,国亡殉国,不投降外国”。但范老从根本上否定理学,认为它“提倡尊王”“欺骗群众”“为宋代的统治者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为宋代理学正名,开始认为理学“尊王攘夷”“内圣外王”等主张,适应时代需要、体现时代精神。学者祝瑞开甚至高度评价理学“重新发现了人”“具有启蒙思想的进步性质”“是中国版的最初的‘天赋人权’说!”但同时指出,理学的启蒙思想“还较原始粗糙”“理学家也阐说了一些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主张”。可见宋代理学的勃兴无论如何都不能同文艺复兴相提并论,也决非思想解放运动,更不配以“伟大”相称。
 
“宋代文艺复兴说”者将宋史研究奠基人之一的邓广铭先生引为同调,作为台柱。邓先生确实曾说:“当时(指宋代)士大夫们的思想相对解放。”但需要指出,邓先生绝无将宋代文化思想与文艺复兴相比附之意。按照我的理解,其含义主要有二:一是宋代学者敢于怀疑,不仅疑传,而且疑经;二是宋代学派林立,不是理学一统天下。当时学界有理学、非理学、反理学之分。在理学内部有程朱道学与陆九渊心学之争。邓先生所说“思想相对解放”无非是指宋朝对文化思想的管控相比其他朝代较为“宽松”而已。尤其值得注意,邓先生明确指出:“有人把宋代的学术文化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我则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发展趋势,不论与宋代或清代相比,都有其大不相同之处,因而不必牵强加以比附。”可见,邓先生不是该说的主张者,而是反对者。
 
宋代市民走向何方?
 
在欧洲历史上,文艺复兴系新兴资产阶级发动,预示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是从市民等级中分化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宋代是否形成市民等级?一些学者认为,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增多与繁荣,市民阶层业已形成,祝瑞开就认定理学“反映了正在发展、壮大的市井人民,包括工商在内的愿望和要求”。更多的学者将这一群体简要地称为市民阶层或等级,并强调以工商业者为主。然而宋代市民阶层的走向与欧洲中世纪大不相同,从中分化出来的不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而是士人和官员,统称“士大夫”。“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可谓一语破的。
 
关于“士多出于商”,苏辙说得更具体些:“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研究者们往往将这个现象视为市民地位提高的表征。的确,工商业者突破了某些旧规矩(如其子弟不得就读于官学、不得参与科举考试等),也冲破了工商之子恒为工商的旧格局。然而他们所企盼和追求的无非是改变工商身份,摇身一变而为士大夫。可见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不高,难以与士大夫平起平坐,不能为自己发声,其意愿和要求需士大夫代为表达。由此看来,宋代市民是否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是否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有可斟酌的余地。
 
众所周知,恩格斯曾说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这批巨人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的出现意味着新时代的来临,《共产党宣言》就将但丁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宋代也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巨人,如范仲淹、苏轼等,但他们的阶级属性与社会意义,与但丁等人大不相同,为时代所规定,范、苏等人属于士大夫中凤毛麟角的佼佼者。宋史研究大家漆侠认为,范仲淹才俊集团“来自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士大夫”,其社会基础是“以中下层地主阶级为主、包括部分上层农民在内的中间阶层”,并不代表(或并不主要代表)市民阶层。概言之,新兴资产阶级在宋代并不存在。
 
宋代究竟有多少近代性?
 
在欧洲历史上,文艺复兴标志着社会由中世纪转向近代。宫崎市定比附欧洲历史模式,将宋代称为“从中世纪向近世发展时期”。我国某些学者尾随其后并加码,将“近世”改称“近代”,甚至出现“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一说。人们不免会问:宋代到底有多少近代性?
 
就经济制度而言,自然经济与人身依附是传统社会的两大基本特征。宋代较之前代虽有较大发展变化,但并无根本性的改变。“贾区伙于白社,力田鲜于驵侩”;“货耒耜而买车舟,弃南亩而趣九市”。虽语出宋人之口,但并非宋代实情,系力主“贱商贾”者的夸张揣测之词。宋代的广大农村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徐州丰县(一作萧县)朱陈村便是一个颇具典型性的实例:“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陈村民,死为陈村尘。”岂止唐宋时代,直至明清时期,“勤耕织”“不作商贾”的“朱陈村现象”仍相当普遍,人们美其名曰“朱陈村之俗”。在宋代的财政收入中,工商杂税所占比重超过农业二税,固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明证,但同时表明宋朝对工商业征税较重,依旧基本坚持“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官府往往强调“民生性命在农,国家根本在农,天下事莫重于农”,一味劝诫百姓“毋舍本逐末”。宫崎市定的论文《从部曲走向佃户》,标题很不错。遗憾的是,他按照欧洲史模式解读“部曲”与“佃户”,将前者塑造为欧式农奴,将后者等同于近世的自由佃农。对于“宋代自由佃农说”,我在50多年前即已著文商榷。从部曲到佃户确实是具有划阶段意义的重大变化,但无非是人身依附关系弱化的过程,宋代佃农对田主通常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这些正是我所认同并坚信的“唐宋变革论”与宫崎市定所主张的“宋代近世说”截然不同之处。
 
就政治制度而言,“百代皆行秦政制”,宋代概莫能外。谭嗣同称:“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秦政者,简言之,即帝制。持“宋代文艺复兴说”者弃用这一常识,改用欧洲近代政治理论解读宋代政治制度。诸如宋代实行“政党政治”“三权分立”“君主立宪”云云。我曾认为北宋后期新、旧“两党轮流执政近百年”一说不妥,当称“两党轮流辅政”。对宋代监察制度有专门研究并给予很高评价的虞云国特别强调:“宋代监察制度并非三权分立,不必过度美化。”君主立宪制有二元制君主立宪与议会制君主立宪之分。人们不免会问:宋代实行的是二元制还是议会制?宪法与议会为君主立宪制所必备,这两者在宋代存在吗?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称宋代推行君主立宪制,恐属捕风捉影,当时依然属于相当标准的近古社会,这是不争的事实。
 
宋代既无资产阶级的兴起,又无新社会的诞生,更无思想解放运动,何来“文艺复兴”?因此,“宋代文艺复兴说”有悖常识与常理,当属欧洲中心论的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