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树播绿 建设美丽乡村
奏扶贫交响乐 唱乡村振兴歌
农旅融合促发展 美丽乡村显生机
乡村休闲旅游业迎来“复业礼包”
农业农村发展的“杭州大智慧”

乡村女性的另一条出路在哪里?

2020-03-08 09:41 主页 来源:未知
乡村女性的另一条出路在哪里?

邹伟全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教职。
 
在获得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她成为中山大学的教师。这是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然而内心平静处的暗流涌动,只有她知道。
 
她需要“一场自救”。
1
 
执意辞职,逃离高校
 
2002年博士毕业留校后,邹伟全每周往返中山大学的2个校区,讲授三四门课。如此高频率往外“掏”,邹伟全感到越来越消耗,似乎整个人都不生动了。
 
她最有精神的还是读博士期间。当时刚从档案学专业转到人类学专业,邹伟全很少闷在学校,而是跑出去做田野调查。她的调查对象多是偏远地区的边缘群体。人类学教会她用平等的视角去看各种可能性,然后理解他们。
 
其中一个村子成了她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当时这个村子的妇女大多是从外地被拐卖、拐骗嫁过来的。邹伟全花5年时间和这些妇女相处,观察理解她们的世界。她称呼她们为“姐妹”,看到她们特殊身份带来的困境和问题。
 
然而,那些困境都不是一个没毕业的博士能够插手干预的,“无力感”笼罩了邹伟全5年。博士论文写完了,她离开村子,打算继续走博士们应走的学术道路。无力感没有消失,她心中又新添了疲惫感和格格不入的无意义感。
 
邹伟全想过,这种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可是她又找不到出口。
直到一次学术交流会,一个50多岁的外国女士吸引了她。这位女士就职于一个国际援助机构,视野开阔、充满活力。“我周围没有这样灵动的人”,邹伟全羡慕又向往。
 
邹伟全与这位女士相聊甚欢,进而接触到NGO,就此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她喜欢NGO和NGO里的人,会被那种强烈的内生力触动。邹伟全又想到萦绕心头多年对乡村姐妹的“无力感”,现在有机会做点什么了。
 
亲朋好友、领导同事,都不明白邹伟全怎么了,更不理解她所说的“公益”。不顾反对,邹伟全做了她人生中最“出格”的事:执意辞职,逃离高校。于她而言,这不只是对一种生活的简单逃离,而是关于自我的“一场自救”。
 
她方向很明确,去寻找为农村妇女做事情的NGO。经过梳理,她找到国内专注农村妇女发展的领头机构——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邹伟全很幸运,刚好赶上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在谋求注册成立基金会。得益于广东率先全面放开社会组织注册登记,2013年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芽基金会”)正式成立。
 
除了理事长和秘书长,邹伟全成为基金会第一位全职员工。她对《社会创新家》说,当时整个广东的NGO氛围特别好,朝气蓬勃,经常办交流会。绿芽基金会也很快开展行动,走到乡村去。
 
2
 
发展平等
 
邹伟全选中了一个村,一待就是3年。
 
村子位于广州北部山区从化,地处广州母亲河流溪河水源地,有个雅致的名字——“乐明”。这里距广州市区120公里,进村要绕上30多公里山路。村子跟全国上下很多普通的村庄一样,没有什么“特色”,山高水远,资源缺乏,人口稀疏,青壮年外出打工,只留下老人、妇女和儿童。空心的山村,经济凋敝,没有人气,氛围低落。
 
邹伟全住进了村子,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留守妇女朝夕相处中,她发现这些女性虽然不存在被拐卖的情况,但她们面临的困境,与那些被拐卖的女性竟然惊人相似。前前后后,她接触的农村女性,整体上都处于不平等的环境中。
 
问题是,这种不平等是缓慢而不易被察觉的,渗透在平常的日子里,被琐碎的生活细节所掩盖。
 
在乡村,很难知道一个女性的名字叫什么,她可能几十年来被叫的是“XX媳妇”“XX妈”;村里隆重的红白喜事,从操办人到随礼人写的都是男性的名字;村里涉及财产的宅基地、土地权都和女性没有关系;除了妇女主任,村委会领导清一色男性;男孩上学的机会总是比女孩多,甚至还有父母因为儿子需要用钱或因为盖房子而嫁掉女儿;嫁出去的女儿不准回娘家祭拜,因为被视为晦气……太多的事情,男性可以做,女性却被认为不可以,即使冒险做了,也会被差别化对待与评价。
 
至于走出山村的机会,更多是留给青壮年男性的。同样具备劳动能力的妇女却要待在大山,一个人在地里做农活,回家照顾老少。村里妇女的劳动量很大,却得不到应有的价值认可。闭塞的小山村日复一日,妇女没有机会创造更被认可的经济价值。她们大都受教育程度不高,村庄缺乏公共空间,也没有什么精神生活,生活节奏是如此的“单调”。
 
作为女性意味着什么?法国存在主义作家波伏娃曾说过,“我们并不是天生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造成女性处境的不是生物性,而是来自社会的规训和期望。邹伟全每一天都能感受到乡村女性身上的压抑:“她们处于资源、机会、权力、福利待遇、社会评价等多方面的不平等中。”
 
这种不平等,不是一次两次的“扶贫济困”就能解决的。邹伟全所在的绿芽基金会注重的是妇女的“发展”。邹伟全深知这不是一个容易说得清楚的工作,但坚信持续行动就会带来持续改变。
 
想要妇女发展,不可避免地需要解决她们关心的生计问题。经过一番考察,邹伟全结合乡村地理环境,在村庄里开展自然教育、生态种养、生态农作物加工等项目。留守妇女有机会进入这些场景工作,并获取一份收入,“经济上提高,家庭地位和话语权也逐渐有所提高。”
在从化乐明村,赵银铃在城市打工多年后返乡。起初她一个人尝试生态种植,后来在绿芽基金会的支持下,她加工洛神花、青梅,发起“美厨娘联盟”, 和其他姐妹一起经营一家“源味厨房”,注重“地产地销、当地当季”,一方面为保护水源地生态助力,一方面也增加了经济收入。赵银玲也面临不小压力,尤其是丈夫反对。她拿出褚时健的故事为自己争取,“人家80岁开始做,我们还不到50岁,怎么不可以?”
 
经济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对人既有观念的改变。一个被忽视的现实是,很多乡村妇女本身并没有察觉到自己被不平等对待,也没有体会过女性个人应该有哪些家庭之外的发展。
 
绿芽基金会发起“绿芽乡伴”公益计划,搭建农村妇女社群,培育农村妇女自组织,开设性别教育课程,组织各地乡村姐妹开展朗读和征文、才艺、生活技能等各类分享活动,社群人数近万人,已产出400多篇农村妇女创作优秀诗词、文章及朗诵作品。
 
山西临汾的崔丽平喜欢趁孩子睡觉之后立马掏出手机,打开“绿芽农家女”社群,开始慢慢“爬楼”看大家都在讨论什么新话题。这是她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她不知不觉已经坚持学习一年多了,“从学校毕业后我有十多年没有碰过书,有了这个群以后,我又重新开启了自己的读书模式!”崔丽平说。
 
3
 
多一条逃生路
 
除了乡村姐妹的学习社群,绿芽基金会发起“半乡学堂”项目,鼓励农村妇女在自己的村庄开展社区活动,并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这些项目包括性别平等教育、能力培训、儿童阅读、为老服务、社区卫生文娱等。
 
在张家口马连滩村,绿芽基金会支持了一个姐妹团队,姐妹们已经不满足于日常跳跳广场舞,她们开始创作反映性别不平等的小品《不再容忍》《法不容情》等,在三八妇女节面向全村表演。
 
潮汕人吴利珠打工多年后回到村庄开设了一个图书室,她说不希望村里的孩子像她那样早早辍学去打工。在绿芽基金会资助下,吴利珠在图书室举办“绘本馆”“新女子夜校”“妈妈座谈会”等活动,满足村里妇女儿童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另一位广西姐妹成艳蕊,在绿芽基金会支持下,把自己家打造成一个社区厨房和社区活动中心二合一的公共空间,举办厨艺比赛、观影会、生态种养殖培训、节日庆祝、儿童性教育各种丰富的社区活动……村子里热闹起来,吸引了大学生前来支教。
 
绿芽基金会支持乡村姐妹外出参访学习,不少姐妹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说普通话,第一次见到和自己一样的农村妇女在过另一种生活……编唱性别平等山歌、举办性暴力翻转讲座、儿童性教育课堂、游学参访,绿芽基金会为这些乡村姐妹打开从未看过的世界。
 
“以前自己的认知是多么肤浅,一直被不平等对待,却一直以为自己已经被平等对待了,这样的认识让我觉着害怕,原来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被周遭环境给同化了,不止同化了习惯,也同化了思想……我想改掉人们的自以为是的真理,我想有一个理想世界。”农家女冯志荣在参加完性别讲座后感叹。
 
虽然农家女观念上有所进步,然而现实中妇女的地位依然不算理想,有姐妹回家受公婆白眼,也有姐妹遭受家暴。
 
为了支持一位遭遇家暴的姐妹,村里的姐妹团队浩浩荡荡来到这位姐妹家里。
 
“谁也没有提家暴这件事,大家就过去跟她聊天,她丈夫一见这么多人过来,一下子就瘪了。这就是一种声援,让男人知道这个女性背后还有这么多支持她的女性。”邹伟全对《社会创新家》说。
 
贵州侗族姐妹吴凤英带着3个女儿离开了自己的丈夫。以前在家里,重男轻女的婆婆多次对她出言羞辱,不支持她出去工作,“婆婆说我这个黄脸婆出去能做什么呢?在家里是让我光着身子了还是让我饿着饭了?”
 
在绿芽基金会支持下,吴凤英自行创业。她组织“侗歌队”,掌管“云上民宿”,当上了村里妇女主任。吴凤英给3个女儿做了一个好榜样,女儿们称她为自己心目中的“女神”。
 
绿芽基金会拍了一部《女人什么时候最美》的短视频。在视频里,乡村姐妹赵银玲说“活得自信就是美”,吴利珠说“最美的女人是做自己”,吴凤英说“最美是发自内心的自信”。
 
截至 2019 年,绿芽基金会资金支持乡村妇女社区组织45个,在9个省32个乡村设立“半乡学堂”。
看到一个个乡村姐妹焕发出不一样的精神面貌,邹伟全感到发自心底的快乐。从高校辞职后这几年,邹伟全忙碌而充实。村民经常在田间地头看到她,简单的发型,一身休闲打扮。跟乡村姐妹们一起推动改变发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她对妇女发展的无力感和焦虑感。
 
她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从绿芽基金会的第一位全职员工做到秘书长。她深知乡村工作都是在微小中缓慢发生改变,但是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一个改变可能就影响了一生,她不避讳谈公益的力量也许是微弱的,但是“改变一个妇女也是改变”。邹伟全目前面临的问题是社会各界对性别平等的不了解与不重视。至于乡村场域里的性别不平等,就愈发边缘化了。
 
人类学背景使得邹伟全看问题视角更多元,她理解并包容世间各种各样的存在。面对乡村的姐妹,她从来不是想改造她们,而是希望让她们看到或得到多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多一种看世界的价值观。邹伟全相信,多一些可能性,“就是多一条逃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