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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一部江湖疯传21年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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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一部江湖疯传21年的电影

2020-05-20 12:53 主页 来源:未知
聊一部江湖疯传21年的电影


原创 子戈 第十放映室
一部21年前拍摄的短片,最近在影迷圈疯传。
它就是程耳导演的毕业作品《犯罪分子》。
 
这部短片能火,绝非偶然。
一是它名声在外,被公认为北电最牛的毕业作品。
用宁浩的话说:这是一部非常有个人气质的市场化电影,也是我看过的最好的学生毕业作品。
二是时隔多年后,首次露面,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那么它究竟如何?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01.
要说《犯罪分子》拍得有多好,多惊艳,倒未见得。
毕竟它只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拍摄的第一部作品。
再早熟,也难掩稚嫩。
 
在这部短片中,你看不到《罗曼蒂克消亡史》精致又颓丧的影像风格,看不到《边境风云》极致的警匪对决,甚至看不到《第三个人》里不断涌现的“对白前捅”,彰显着一个导演的艺术直觉。
但我们能看到的,是一股不甘平庸的劲儿。
尽管那时候的程耳,技法上还如此青涩,但骨子里的先锋性已经初露峥嵘。
《犯罪分子》是他向世界喊出的第一句话。
姿势不重要,态度才重要。
02.
在绝大多数同龄导演还在想着怎么拍好一个故事,或者千万别出技术bug的时候,程耳已经在思考:我要表达什么了。
很显然,《犯罪分子》是一部有话想说的电影。
它不是由故事驱动的,也不是由人物,而是由创作者的表达欲。
那种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故事和人物都退居其后,成为表达的文字和标点。
 
《犯罪分子》的故事很简单,一句话就能概括。
它讲的是一个人捡了一笔意外之财,被全城通缉。
这个故事,中国大妈们最为熟悉,在《法治进行时》里不定看过多少个版本了。
而影片中还真的有一个新闻片段,是酒店摄像头拍下的嫌疑人的作案过程。
只见一个身穿黄褐色暗格西装,秃顶的年轻人,悄悄拿走了地上的皮箱,然后匆匆离开。
 
这个秃顶的年轻人,就是影片的主角胡天。
程耳用这样一个新闻片段提醒我们: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冷静地去审视别人的行为的。
在法律和普遍道德的裁判下,毫无疑问,胡天是一个犯罪分子。
但程耳想要做的,是绕到新闻的背后,去呈现新闻没有记录以及摄像头没有拍下的内容。
胡天是谁?
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以及做了之后,他又是怎么想的?
这些内容远远超过犯罪行为本身,成为这部短片的着眼点。
它也是程耳观看世界的一种角度。
03.
胡天是谁?
程耳用影片一半的篇幅回答了这个问题。
和程耳三部长片的主角比,胡天显得太过普通。
他只是一个都市中的小人物,正过着糟心的生活。
 
事业不利,他经营的照片冲印店,生意寥寥。
感情不顺,女友离他而去,还带走了所有的积蓄。
家庭不幸,父亲早已不在,母亲重病在床,弟弟还在上学。
生活的重担像一只无形的巨手,一根根薅掉了这个年轻人的头发。
于是秃顶成了他的标志。
而更讽刺的是,后来,又成了他的罪证。
 
面对这样的生活,胡天既没有破罐破摔,也没有奋起反抗,而是介于宁死不屈与随波逐流之间,活得像一棵野草一样。
那种态度,让人想起加缪的《局外人》。
但胡天仍在局内,他对世间最朴素的情义还保有坚持。
对母亲,他十分孝顺,想尽各种办法凑钱为母亲看病。
 
对女友,他念念不忘,时常抱着女友的相片入睡。
 
对待弟弟,他也尽心尽责。
尽管他无法成为弟弟的榜样,但他尽力照顾他的生活,当弟弟遭受欺负时,他站出来替弟弟出头。
这是他能做的事。但每次做完,仍不忘补一句:“你要好好学习,别和我一样。”
 
程耳用近乎平实的讲述,带我们走近胡天这个人物。
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好人或是坏人。
你只能说,他是个过得去的人,他也可能做坏事,但是他人不坏。
看到门口报摊的大爷被人欺负,他第一时间冲出去拍照,留作证据。
但这丝毫也不妨碍,晚上回家,他拿起电话,打给几个关系暧昧的女子,用同一套说辞约她们到家来排遣寂寞。
 
有情有义与游戏人间的并置,共同构成了胡天这个人物。
他很真实,很像我们。
04.
如果没有那次意外,胡天的生活也将波澜不惊地继续下去。
母亲要再次手术,急需一大笔钱。
胡天在酒店大堂等朋友,却意外等来了脚边无人认领的一个皮箱。
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胡天拿起皮箱,逃走了。
 
这个冲动的决定,彻底改变了胡天的人生轨迹。
而整个故事最有趣的还不是胡天的行为,而是他身边的人因为这个事件,自动站成了两队。
一队站在胡天的一方,成为共谋者;而另一队站在公理良俗的一方,成为谴责者,甚至是揭发者。
前者就包括胡天的弟弟,在电视上看到新闻后,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给哥哥送去一件新大衣,以免被人认出。
 
还有胡天的相好小张,为他打起掩护,拖住警察,争取逃跑的时间。
 
以及医院的医生、护士,特意提前了母亲手术的时间,并向警方隐瞒了胡天来过的事实。
 
而后者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报摊大爷。
他曾经接受过胡天的帮助,但是当警察来调查时,他毫不犹豫地供出了胡天的下落。
 
你注意那个镜头,警察位于画面中,突然,报摊大爷闯入了画面,揭发胡天,于是他得以分享整个画面。
那是关于“举报者”最贴切的一幅肖像画,呈现了一个人急于立功、表现,进而分食权力快感的全过程。
有人可能会问,大爷这么做有错吗?
当然没什么错。
但我想问的是,如果他选择不供出胡天,有错吗?
其实也没什么错。
那同样是“没错”,为什么他如此选择?
实际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弱者急于谄媚权力的行为惯性。
看见权力,腿就软,嘴就松,恨不得赶紧贴上去,这是程耳一个极为犀利的洞见。
 
后者中还有一个人始终没有露面,却极为重要。
就是那个电话里的朋友。
他原本答应借钱给胡天,却最终失约。这还不算,第二天,他还特地打电话来谴责胡天,质问他为什么偷钱。
而程耳故意把这个人留白,也不是偶然。
他是想说:这个人代表的是一类人,甚至是很多人。
当别人遭遇困难时,他们没有出手相帮,而当那个人走投无路,犯下错事时,又是同一帮人站出来横加指责。
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再没辙,也不能做坏事啊!
 
由此,我们得以看清“共谋者”与“谴责者”之间的分野。
那就是:你是否足够了解胡天的为人和他的处境,以及是否对他产生恻隐之心。
这是决定我们如何评判胡天的关键所在。
但问题是,我们哪有耐心和机会去了解每个人呢?
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诉诸于法律以及普遍的道德,并自以为是地过上正义又高效的生活。
好像也只能如此。
但程耳要提醒我们的是:
立场先行的道德感,并不必然指向绝对的正义,那其中也可能隐藏着我们的粗暴和冷漠。
05.
最终,在“共谋者”们一连串的神助攻下,胡天得以成功逃脱。
只见镜头中,他露出了欢畅的笑容。
那也是影片中,他唯一的一次释放。
 
由这个结尾,我们再看《犯罪分子》,似乎又能悟出另一番味道。
特别是联想起程耳后续作品中的主角,我们甚至可以把《犯罪分子》视为程耳整个作品序列的大前传。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看这三部长片中的主角,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他们全都是法外之徒。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是无法无天,而是遵从着自己的一套法则。
《第三个人》中的何伟是一个杀人者,但他杀人不为钱,而是为实现一个理想世界,清除那些不够理想的人。
 
《边境风云》里的毒枭之所以成为毒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他要保护女孩的安全,进而保护自己内心残存的悲悯。
于是他杀了所有人,自己当老大,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守护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罗曼蒂克消亡史》里的陆先生,被人视作“大流氓”。
而“大流氓”贵在一个“大”字上。
他心里装着整个上海,谁破坏了这里的秩序,他就和谁没完。
 
程耳偏爱这些“不正常”的人。
他们都做违法的事,他们也都有道德瑕疵,但他们不同于一般恶人的重要差别在于:
他们并不是为蝇头小利而无视法律,而是用一套自己认定的原则,替换了现世的规则,并试图主宰自己的人生。
可是,他们的悲剧性也来自这里。
因为一个人的原则,终究敌不过多数人的选择。
所以《第三个人》里的何伟,不可避免地在庸俗的生活里学会忏悔;
《边境风云》的毒枭想要金盆洗手、全身而退时,也是他行将覆灭之时;
《罗曼蒂克消亡史》里的陆先生,身为帮派头目,一味想维护旧秩序,不能审时度势,自然也会被滚滚而来的新时代无情吞没。
这是属于程耳的悲观主义。
他敬佩那些敢于挑衅现实规则的人,但同时他也明白,这样的人通常都是悲剧收场,难有例外。
 
从这个角度,我们回看《犯罪分子》,似乎看到了一个例外。
片中的胡天,在面对皮箱时,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收手,服从规则。
一个是伸手,冒犯规则。
最终,他选择了后者,并得以逃离庸常的生活,奔向自由。
 
当然,那庸常的生活,惯性是如此之大。
它就体现在每天清晨7:30准时响起的闹钟,而听到闹钟的人,无论起床是否有意义,都要穿上衣服起来,假装有意义地生活。
而在胡天逃亡的那天,闹钟终于没有再响起,那意味着固有的陈规已经被打破,新的一天才真正到来。
 
23岁的程耳用这样一部毕业作品,实际寄托了一种天真的期待,就是那些挑战规则的人实际并不孤独,会有众人相帮。
于是他让胡天不断重复那首童谣:拔萝卜,拔啊拔,拔不出来。老头子找老太婆,老太婆找小孙女,小孙女找小黄狗,小黄狗找小花猫,大家一起来拔萝卜……
而最终,萝卜被拔了出来,人终将获得自由。
可是,他后来的电影,却一再否定了自己年轻时的回答。
这或许是我们重看《犯罪分子》时,会感到惊喜,也同时感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