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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怎么看待电影中的音乐

2020-07-10 12:28 主页 来源:未知
我们要怎么看待电影中的音乐

意大利传奇电影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逝世,享年91岁。
 
相信很多人都是通过《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八恶人》认识到他,仅仅是旋律本身,就能勾勒出意大利夏日的艳阳之下,或是美国西部的荒野之上的绝美景致。
 
他一生获得六次奥斯卡,捧过一次小金人,并得到终身成就奖。
 
想必有些观众在欣赏电影时,并不会把配乐也放在评判电影好坏的标准里,但没有这些配乐,多多的回忆和玛莲娜的悲剧还能否动人?在《天堂电影院》里,埃尼奥·莫里康内大量采用钢琴慢板旋律,与电影本身沉稳叙事风格相得益彰。最后的胶片闪现,他用长号为主的铜管组和弦乐作为主乐器的交响乐,与画面一起不停变奏,再以小提琴结尾,旋律伤感悠扬。
 
随着技术的发展,电影从无声走向有声,随着人们审美的发展,电影配乐也成为了或给电影加分,或给电影减分的重要内容。在有声电影诞生之前,许多影院会在放映电影的同时,安排乐队来随着情节的变化现场奏乐。这一创举在诞生之初,却并不被人看好。
 
《电影的艺术》由诗人尼古拉斯•韦切尔•林赛(Nicholas Vachel Lindsay)写于1915年,是美国首部将电影视为艺术的著作,也是第一部电影评论著作。林赛对早期默片发表了精彩的分析,论述了各类别电影的特别之处。他将电影与雕塑、绘画等传统艺术形式结合起来,以此来论述电影中的空间与画面。他对电影业的未来有着超凡的先见之明,尤其是预见了电影的商机、技术的显著地位,更预示了导演将作为电影作者逐渐涌现。对类型电影的评价,对商业电影的批判,对电影工业化的讨论,对审查制度的迷思,都可以在这部早期作品中看到。
 
【书名】电影的艺术(The Art Of The Moving Picture)
 
【作者】[美] 尼古拉斯•韦切尔•林赛(Nicholas Vachel Lindsay,1879 -1931)
 
【译者】谭瑾 王茜茜 陈曼宇
 
【责任编辑】谭瑾
 
精彩段落
 
一旦把电影和歌舞杂耍混在一起,表演中属于电影的部分质量就会下降。电影匆匆忙忙地结束了,深受其害。这种电影比一般电影画面更加闪烁,还会调焦不准导致画面模模糊糊。电影院不为这样的作品存在。影院经理也无法在办艺术展的同时手里还要管这样一场马戏。既要选出优秀的歌舞艺人,又要把好电影带到城里来放映,这仅靠一个人的智慧是无法完成的。最好的电影院应该只为电影而生,但它们却犯下了一个错误。
 
几乎每一家电影院都有自己的乐队、钢琴师或者机械钢琴。但一个完美的供大家聚在一起看电影的地方,除了观众交流的嗡嗡声之外,不应该有其他声音。如果这一说法太过绝对,那就算要放音乐,也应该在两场电影之间,荧幕上放着广告,灯亮着,观众入场的时候放。
 
如果说制片人还要做点什么以使电影更加生动有力,那他要做的应该是对画面安排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电影色调进行更谨慎的平衡,使电影里雕塑般的布景更加逼真。这些绝对要比用音乐去打击一部未经打磨的电影,并以此来掩饰其结构上的薄弱之处要好得多。只有经过完全仔细的考量,一部电影才能发行。把这个目标放在前头,制片人也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和脑力去写音乐了。电影里情节与背景的关系紧密而微妙,音乐与情节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除非音乐曲调能和电影结构融为一体,否则音乐在电影中就是一种干扰。或许电影制片人有一个在音乐方面有着几乎同等才能的双胞胎兄弟,且他的兄弟能将自己的创作与更为才华横溢的哥哥的作品协调在一起。那他们又要怎样才能将伴奏分发到全国,使之发挥实际性的作用呢?在大城市的电影院里,《卡比莉亚》用自己的乐手演奏音乐,取得了极好的、甚至令人激动的效果。《一个国家的诞生》也使用了接近于模仿声音装置的音乐。乐队还用长长的切分作为替代营造出了老式舞台上的悬疑气氛。电影中更高的价值就这样歪打正着地体现了出来。也许我们可以用音乐理论成功地为这两场表演进行辩护,但当我们谈到典型的电影时,这种辩论就什么也证明不了了。想象一下这两部电影中的任何一部在伊利诺伊州只有一百个人的罗切斯特市上映吧。电影卷盘在哪里都能顺利转动,在百老汇或者密歇根大道上都一样。但对着注释过的乐谱,当地电影院的乐队是无法像放映员熟练地拨动卷盘(或者像发动机转动卷盘)一样熟练地演奏音乐的。
 
关于电影,一个重要的社会性的事实是,电影和报纸一样,是要在各地分散上映的。一部电影中任何常态化的伴奏都必须同样能适应于在各地分开上映。笔者的家所在的城市大约有六万人。在这个城市,笔者看过除了《卡比莉亚》和《一个国家的诞生》之外,本书讨论过的其他所有电影。这里是电影的天堂,放出声音的电影院实际上已经被淘汰。可不幸的是,本地电影院的经理却觉得必须得有个乐队。而他们能找到的乐手也只能演奏那些最卑劣、最糟糕的曲调。于是乎,主人公濒死之际,他们演奏起淫艳的舞曲,简直蠢到让人难以理解;情侣和好时,竟奏起了《求主怜悯》;而老母亲为失踪的儿子祷告时,我们却被迫听起雷格泰姆音乐。有时侯,乐手面临着这么多需要同情心的场景,感到力不从心时,居然自暴自弃放任自己进行起了激情四射的即兴演奏。
 
关于这一话题,我的想法是在几年前成形的。当时本书给予了很高评价的《共和国战歌》正开始在城里上映。一家电影院的经理在门口放了一块二十英尺长的广告牌,上面写着“哈里特·比彻·斯托所著的《共和国战歌》,受特别请求返城重新上映”。放广告牌之前,他明明可能已经在电影里看到过四十次朱莉亚·沃德·豪的名字。他的助手,我猜也就是他的女儿,在放映这部伟大的电影时,一遍又一遍地演奏《在老苹果树的荫凉下》(In the Shade of the Old Apple)这首曲子。很多老兵都去看了这部电影。我问这位助手为什么不弹唱《战歌》。她回答我,他们“只是找不到它”。电影经销商又愿不愿意每分发一部电影就派去一个乐手呢?
 
斯普林菲尔德的许多制作人能力相当强,也很有进取精神,但向他们索要电影的伴奏,就好像买报纸时让卖报的人当场给你写一篇社论一样,是要不到的。在遥远的大都市歌剧院里放映电影能够配上很好的乐队,这些电影可能会被热衷于划分派系的人士列为大歌剧[4]。但能够看到这些作品的人很少。这样的话,就一点都不民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