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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神到“男神综合征”的退化史

2020-10-16 11:27 主页 来源:未知
男神到“男神综合征”的退化史

◎十八爷

2013年《小时代》系列电影上映,郭敬明pick的男团“小明的男孩们”在随后的两三年里成为话题常客。一边是电影的多方面差评,网友戏称为“PPT电影”,学界命名为“奶嘴电影”;另一边则是男团的惊艳颜值,电影中男主角们的每个特写都仿佛在为时尚杂志拍海报。就在你觉得沉浸式背景音乐加旁白已经让节奏慢到令人发指的时候,小明还坚持用了大量的慢镜头,就差没按暂停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应该把《小时代》看作是作者电影。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使没有一部作品超过5分,小明也还是能以导演的身份参加各类影视综艺节目。

《小时代》也许是被讨论得最多的烂片之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糟糕是具有时代征候性的。拜金、恋物、炫富的《小时代》明确地把资本美学融入了青春片,一边用主旋律电影中塑造英雄人物的手法——仰拍、特写、人物始终处于场景中心——来拍男神,另一边则用上流社会的奢华青春来改写传统青春片的冒险、躁动、困窘和无奈。影片对宫洺、顾源、顾里等富豪青年的刻画在当时遭到了批评,一些批评甚至从影像语言上升到了作者出身,称其为暴富的小城青年对上流社会的偏差想象。

如果说《小时代》是用奢华美学改写了朴素青春,那么几年之后《我的前半生》(2017)则用浪漫爱情改写了柴米油盐的家庭伦理剧。当贺涵打破唐晶和子君的闺蜜关系,对子君表达爱意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不再是一地鸡毛的无奈离婚,而是霸道总裁爱上单亲妈妈的新都市爱情。就在我们赞叹“贺涵只应天上有,人间处处是白光”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讲述感情破裂、婚外情的离婚剧已经悄然变成了“超级杰克苏”之中年偶像剧。

当然这并不是说,离异之后就不能获得更好的配偶,更不是说,家庭剧就不能又美又帅,关键在于,罗子君退守家庭和复出工作的两段遭遇,实际上都是由两位男士来承包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把罗子君的离婚事件塑造为一种成功逆袭,就有点儿对不起观众了。更符合现状的是,传统家庭伦理剧中的复杂叙事,现在就简化为了一个终极答案——娜拉走后怎样?转角遇到贺涵。

或许我们能从宫洺到贺涵的进化中,管中窥豹地感受到“男神”所象征的社会期待的变化——男神不能只是(高冷的)有钱,男神还应该(热情地)花钱,男神不能只有美貌,男神还要有钞。也正是这种微妙的转变,透露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男神综合征”。

所谓“男神综合征”,是指影视剧中每当出现困境时,解决问题的思路既不指向问题自身的矛盾,也不指向问题背后的制度,而是通过塑造一个资源调度能力远在该困境之上的男神来替代性地解决问题。准确地说,并不是因为男主角是男神,女主角爱上了男神,因此就是“男神综合征”,而是塑造这样一种人物关系,认同这样一种幸福模式,展现了这个时代的“男神综合征”——个人奋斗固然厉害,但有人买单才是真的人生赢家。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征候的男神综合征,并不只限定在这样的男女关系中。比如,此时我们再回看《都挺好》(2019)就会发现,明玉扮演的实际上也是这样一个“男神”的角色。苏家父子是因为良心发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重新接纳明玉吗?并不是,是明总可以为这个家挥手买单,是明总所拥有的超越原生家庭阶层的资源调度能力弥合了种种矛盾。

明玉解决问题的能力,基本等同于她的购买力,有细心的观众算了一下,剧中明玉为苏家人大概花了200万。从前,连一本习题集都买不起的她,现在轻松地为父子三人的烂摊子买单,成为苏家真正的“大哥”。出走半生,归来已是霸道总裁。当然不是说明玉不能和原生家庭和解,但把归家的明玉描写得越成功越有钱,实际上就越是认同这种暗含等级的价值观念,就越是陷入“男神综合征”的美满幻想中。

也就是说,与其说“男神综合征”中的男神是一种性别身份,不如说是一种象征财富和地位的社会身份。这种社会身份不仅和性别结构没有必然的关系,甚至和性别对象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在《鬓边不是海棠红》(2020)中,程凤台程二爷被塑造为一个360度无死角男神。万事不解,就找二爷。每当二爷微微一笑掏出支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钞’能力来了”。即使是一部耽改剧(即从耽美小说改编而来的影视剧。这一概念和之前的“耽美剧”既有联系又有显著的差异。耽改剧一般都是用不太出名的新人演员出演,用小投入、轻资本的方式进入市场,试图以小博大),即使是程凤台和商细蕊之间的“知己”之情,也一样是超越阶层的全方位承包。正义使者外加“钞”能力,那一刻,二爷仿佛就是北平的钢铁侠。

从宫洺到贺涵,从明玉到程凤台,从男神到“男神综合征”,带有爽剧气质的影视剧似乎越来越受欢迎。“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不仅不该被批评,甚至还显出几分雪中送炭的动人。到这里,我们不妨说,爽剧中“爽”的实质或许就是“男神综合征”,与其费劲巴力地解决(反正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不如直接拥抱(男神给你的)答案。因此,与其说是剧中人遭遇了“男神综合征”,不如说是我们自己陷入了时代的困境,不再相信还能通过个人的努力去改变人生的境遇。

换句话说,当下影视剧的主角们几乎不会在剧中发生社会阶层的改变了,因此,是否能设置一个一开始就让观众满意的身份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人生》(1984)中高加林式的失败,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外来妹》(1991)中赵小云的成功,这种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个人奋斗悲喜都不复再现了。取而代之的是《奋斗》(2007)中拥有两个爸爸的陆涛,以及《北京女子图鉴》(2018)、《上海女子图鉴》(2018)中中产阶级的区域流动。

尽管“男神综合征”不代表性别身份,但在其所象征的付出/接受的社会结构中,女性独立又再次被悬置,甚至面临着被取消的危机。说被取消,并不是指真的存在着这样一个来自外部的规定,也不是说是男性剥夺了女性的独立,而是指“男神综合征”正在成为一种社会无意识,内化到每个人的潜意识中。资本社会带来的压力的确不分性别,但在这种结构关系中,原本处于弱势一方的女性,其独立之路将更加艰难,但愿“男神综合征”不会成为全社会的幸福幻想,也但愿我们的人生能有更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