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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喜剧电影,戳痛了多少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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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喜剧电影,戳痛了多少国人

2020-11-12 12:24 主页 来源:未知
这部喜剧电影,戳痛了多少国人

90年代初,是中国电影的高峰期,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等影片,都在国际电影节上大获好评。一时间,出现了精良制作,它们拥有着很多共同点:反思民族文化、展现国民性、兼具“寓言性”与“史诗性”等。

电影《股疯》相对而言,在制作上更为简单、注重观赏性与戏剧效果。作为一部展现90年代城市生活与市民阶层精神面貌的影片,当代人的关注重点通常放在了女主角潘虹的杰出表演上——擅长塑造知识分子形象与诠释悲剧的潘虹,将喜剧色彩浓郁的小市民演绎得无可挑剔。

潘虹通过《股疯》中的阿莉一角,继《人到中年》的陆文婷、《井》中的徐丽莎之后,第三次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与“大众电影”百花奖相对应的“专家奖”)的最佳女主角,这一纪录至今没有任何女演员超越。

事实上,电影《股疯》的观赏趣味并不止于潘虹的表演。

电影是90年代流行的“合拍片”,导演李国立、男主角刘青云都是香港电影人;影片采用上海话作为主要对白语言,很多擅长上海滑稽戏的配角演员助阵,呈现出了纯正的上海市民文化特色;主题的核心关乎国人内心对“钱”的赤裸欲望,而这种为了钱币做奴隶的“丑陋吃相”,放在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的背景下看,在嘲讽之余更多是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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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不是万能,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这是老生常谈的民间俗语,对于寻常百姓,对客观存在的外部条件无力回天,改变不了原生阶层、文化背景、人脉层次、外形竞争力,在“钱”上苦心经营,看似俗不可耐,却也实用极了。

当然,同样不乏清高者,曾怀着满腔热血,对身份、地位、权势、名利不屑一顾,到头来却发现,没有钱,任何能力才华便失去了说服力,在民间的话语生态下,就没有生存空间。

《股疯》诞生的1994年,有一部红遍大江南北的现象级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文兴宇宋丹丹主演)。在北京都市圈的老傅和平贾志国一家人,在商品经济大潮里学游泳,摸摸索索下海试水的情节,至今还令人忍俊不禁。《股疯》的故事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上海,主人公是生活在弄堂人间烟火里的市民阶层。当时的上海尚且还没有完全被全球化、城市一体化的潮流吞没,流动人口也不似今日这般占据颇高的分量。

电影抓住了一个“躁”字,这是潘虹主演的阿莉以及生活圈邻里之间的内心状态,也是那个时期都市人的心理投射。

一方面,他们习惯了呆在传统思维模式下的“舒适区”,本质上大多数的普通人还是保守的,阿莉是公共汽车售票员,乡里乡亲也都是普通职工或者从事基本的街坊生意,虽不富足,但达成基本生活水平线绰绰有余。平日里骂骂咧咧,互相拉扯算计,小事口角不断,大方向上也维持和睦、不会撕破脸。

另一方面,股市潮流也意味着“机会”,各式各样的诱惑,无不是画一个“巨饼”,给了参与者一夜暴富的黄粱美梦。而现实中,永远都不缺少那些投机倒把、钻营取巧的人,他们对成功者“眼红”、不愿居于人后,想下海试水赚得盆满钵满,却没有足够多的信息与专业能力,最终只得成为随波逐流的人群中籍籍无名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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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对小市民习气的揭露,是一针见血的。阿莉(潘虹饰)与她的邻居们,爱慕虚荣、贪图私利、斤斤计较、爱议论长短,更有吃相难看者,过河拆桥、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沾光时好话不尽,损失到个人利益后随时跳脚。

但电影并非意在讽刺与抨击,在这些世俗特质的背后,关键的问题仍旧是社会转型期普通人对“钱”的态度。“消费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给影片男女主人公的家庭、爱情关系都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背后则是传统伦理遭到的冲击。

阿莉作为汽车售货员,丈夫作为工程师,虽然物质生活平平,但却充实丰富。售货员虽然并不受尊重,但在阿莉的工作中,骂骂咧咧的世俗人情、打打闹闹的烟火气,也不显枯燥,丈夫作为知识分子,生活简朴却也靠才智吃饭、自得其乐。

炒股后的阿莉,更多的金钱必然导致了更高的话语权,双方经济差距导致了夫妻关系的颠覆。从更深的角度看,阿莉的名牌衣服、刘青云饰演的外来者,是更多难以捉摸的危险与诱惑。

相较而言,刘青云的部分着力更轻。但引申出的是相似的母题:平淡、寻常、琐碎,带来的是一种安稳的充实与快乐,但这不足以完全填补人对物质的渴望;而当大量的金钱降临于一个普通人,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平衡,带来的又将是颠覆性的改变。

电影的结尾,是皆大欢喜的标准商业大团圆结局。一切矛盾都在“试图跳楼——互摊心事——情感修复”中得到化解,阿莉搬新房,生活条件改善,阿伦(刘青云)结婚生子,回归普通家庭生活。

这种用戏剧性与巧合性化解矛盾的结局方式,可以使观众在电影院获得一时的舒适,但回到现实中,影片戳痛国人的伤疤,仍旧是难以平复的。

对于缺乏优厚生存根基、没有过人能力的普通人来说,是安分守己、平平淡淡的自力更生,还是“找机会”、“想点子”、“博出位”争取“出人头地”?更或许,小人物的生活,本就是一出又一出的闹剧,可笑也罢,可悲也罢,终究是在无可奈何中接受现实,并非不再憧憬美好,只是改变不了的只能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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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股疯》中阿莉一角,作为90年代城市中最普遍的市民阶层的代表,与同一时期《秋菊打官司》、《二嫫》等影片中的“农村女性”形象,又具备很强的对照性。同样是作为普通的基层女性,反映出的是时代变迁给思想带来的冲击、对生活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

潘虹表演的精妙之处,并非是一句“悲剧皇后的转型之作”(或者说是“突破性表演”)可以概括的。作为中国电影的专家奖(多为资深电影人担任评委),金鸡奖对最佳女主角得主的要求向来严格(除了三次获奖纪录保存至今的潘虹,仅有巩俐、宋春丽拿到两次)。

如果说在《人到中年》、《杜十娘》、《寒夜》、《最后的贵族》等电影中,观众看到的是潘虹凝重沉郁背后对悲剧性主题的诠释厚度,那么《股疯》中分寸得当的喜剧感则是对世俗人性的体察。在具体诠释起来,是很具难度的。倘若过于紧绷、放不下、有包袱,容易显得有距离感,无法做到真正“接地气”、演出烟火气;如果过于放开来,则会陷入脸谱化。

阿莉是一个普通市民,她的身上没有一些“崇高”的品质,不像《人到中年》陆文婷那般有着棱角傲骨与责任担当,同样她也并非奸佞恶人,纵然贪财逐利,也懂自省自知。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潘虹的表演细节,例如,擦拭眼屎随手往身上一抹、和乘客斗嘴皮时的泼辣强势、初尝甜头时洋洋得意的表情、夫妻疏离后的困顿疑惑,细节的丰富,使得整体形象更具说服力。

对于潘虹来讲,《股疯》不仅创造了金鸡奖的纪录,还让她获得了迟来的百花奖影后(曾经《人到中年》与《杜十娘》的分票输给了《骆驼祥子》的斯琴高娃)。

而《股疯》的成功,却没能让潘虹其后的电影生涯持续发光,中年女演员“无戏可拍”的问题即便是在电影产业最成熟的好莱坞都是无可奈何。那些乏善可陈的婆媳剧,便成了后来人对潘虹的印象,尽管不乏闪光的瞬间,却在琐碎平庸的电视剧中埋葬了电影生涯的更多可能性,不得不说是种遗憾。

幸运的是,电影可以记录下一个时代的风貌,也可以记录一个演员的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