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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白血病房的新年音乐会

2020-01-02 09:03 主页 来源:未知
儿童白血病房的新年音乐会

    2019年12月30日19时,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童血液科,正在接受化疗的孩子离开密闭的病房,来到位于护士站的舞台中央;父母们戴上面具,跳起舞蹈;医护人员换上旗袍,载歌载舞……因为这场新年音乐会,沉闷的病房充满了欢声笑语。
 
    一群音乐治疗师参与了这次活动。2015年,广州市第二少年宫发起公益音乐治疗项目,从德国、澳洲回国的音乐治疗师时静洁、温蕴等相继加入。与大众理解的治疗不同,音乐治疗更关注传统治疗过程中产生的疼痛感,以人文的方式关怀照料。
 
    但也有人质疑,音乐治疗无非是一群懂音乐的人弹弹琴、唱唱歌,真的会有效果吗?在病房,音乐能否成为一把温柔的柳叶刀?
 
 
    演奏尤克里里的女孩
 
    新年音乐会上,阿欣(化名)抱着尤克里里缓缓走到人群中。
 
    这是个临时搭起来的表演场地,就在护士台旁,一张小板凳放在最中间,作为表演者的舞台。
 
    阿欣带来的歌曲是《柒月》,是她喜欢的一首古风歌曲。她低头拨动着手中的弦,时而抬头看看曲谱。还在实习的音乐治疗师邹颖把话筒靠近尤克里里,一边轻轻跟着唱。护士、医师们围在两侧,用手中的荧光棒挥出点点星光。
 
    “她今天好像弹得比之前更流畅。”邹颖说,他们只排练了两回。但趁着治疗间隙,阿欣自己练了几次,她的指尖磨出了一个小水泡。
 
    邹颖最初与阿欣的接触并不顺利。半年前,阿欣住进病区里的无菌层流病房时,她妈妈很紧张,常说:“孩子身体指标不稳定,需要休息”,以此来婉拒邹颖进入。音乐治疗,有一搭没一搭地做了三四个月。
 
    转机出现在一次音乐治疗过程中,一向言语不多的阿欣突然打开了话匣子,主动说起很多在学校里的故事。“身边的人不常见到她这么开心的状态”阿欣妈妈的想法开始改变,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大概1个月前,阿欣的病情稳定下来,终于能走出层流病房,四处看看。在一间摆放着各种乐器的房间里,她一眼看到了一把印有哆啦A梦的蓝色尤克里里,主动去试着弹了弹。不久之后,阿欣向邹颖提出来想学。
 
    “此前,她更多的是被动接受旁人的安排,后来慢慢地愿意主动说出自己的想法了。”邹颖感受到了阿欣在表达上的变化,也把很多主动权交给她,比如参加这次音乐会。
 
    妈妈画下自由起舞的女儿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新年音乐会上,孩子们的声音飘扬在医院,笑容却藏在了口罩后,只有那一双双弯弯的眼睛流露出笑容的弧度,就像春天的花一样。
 
    因为白血病人免疫力低下,病房里的孩子很少能外出,缺乏娱乐。对家长和医护人员而言,一场音乐会,能让孩子暂时忘记疾病的折磨,很是值得。
 
    4年来,在六一儿童节和新年前夕举办两场音乐会,已经成了中山一院儿童血液科的惯例。平日里,病区也时常传出吉他声、鼓声和音乐声,音乐像给冷冰冰的病房“穿”了一件保暖的衣服。
 
    音乐治疗服务的对象还有时刻陪伴着孩子的家长们。
 
    这场新年音乐会有一个特别编排的妈妈节目。在乐声环绕中,陈虹(化名)在一张白纸上画下了一个自由起舞的女孩——那是痊愈后的女儿。
 
    陈虹的孩子阿美(化名)9岁。阿美白血病复发后,陈虹只好暂时放下工作,全身心照顾孩子。接受化疗后,阿美的情绪很不稳定,与陈虹的冲突日渐多了起来,亲子关系变得非常紧张。
 
    在备受折磨的孩子面前,陈虹不得不隐藏起情绪、强打精神。
 
    2019年10月,音乐治疗师以疏导情绪为目的,对家属进行治疗。一群为孩子病情揪心的家长坐在一起,在音乐世界里释放情绪、抱团取暖,找寻支撑生活的力量。
 
    走入病房的陌生人
 
    当孩子被疾病撞击,进入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时,几乎进入一种“真空”状态,与正常生活隔绝。而且,在现有医疗体系下,医生护士的工作节奏快,实在难以顾及每一个孩子的情绪变化。
 
    而音乐治疗师推开了那扇门,打破了病房的封闭,给孩子带来了新鲜感。
 
    时静洁是第一个进入中山一院儿童血液科的音乐治疗师。
 
    起初,她经常遭受拒绝——即使穿着隔离服、戴着口罩,把自己包裹严实,家长也不愿让生病的孩子去面对“陌生人”。因为免疫力低下的孩子,多接触一个人,危险指数多一分。家长对孩子的担心,超过对音乐治疗效果的期待。
 
    有一次,儿科护士长张婷婷主动找到时静洁,希望她为9岁女孩阿宁(化名)开展一对一的音乐治疗。那时,被白血病折磨的阿宁已有轻度抑郁症,不愿说话,拒绝沟通。因为化疗,她的嘴里满是溃疡,如果不说话,溃疡会发生黏连,更加难以愈合。
 
    接过任务后,时静洁开始尝试与孩子建立信任关系。她了解到阿宁喜欢画画,就把画笔交给她,一边播放着她喜欢的动画片音乐,一边引导她去画出“内在的感受”、写出心里话。
 
    “当我打针的时候,我会很紧张。”时静洁记得很清楚,当时阿宁用稚嫩的笔法写下了这样一句。围绕这句话,时静洁为阿宁现场创作了一首情绪歌,一边写一边把歌词逐句唱出来,让阿宁决定“节奏要更快还是慢”“旋律向上还是向下”。
 
    “想让她觉得,这个作品是她主导做的。”时静洁解释,这也是音乐治疗所强调的,以病人为中心,而非被动接受治疗。
 
    每周一次,持续近三个月。在漫长的音乐治疗中,阿宁慢慢愿意开口唱歌了,甚至愿意穿上漂亮的裙子,在六一儿童节当天走出病房,在所有孩子面前,和乐队配合进行表演。“唱歌已经成为阿宁转化负面情绪的方式。”时静洁说。
 
    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
 
    音乐治疗师温蕴说,音乐治疗师与孩子们接近,是带着治疗的目的。
 
    “怎样能改善患者的情绪?怎样让孩子更自信?怎样增强患者人际互动?”每次治疗开始前,温蕴都会提前搜集病患的信息,评估、询问对方的状态和当下需求,再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
 
    一个5岁的孩子即将接受PICC(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手术,医生要从他外周手臂的静脉进行穿刺。在妈妈转身离开治疗室的刹那,面对手术室内冰冷的仪器、陌生的医生,他满眼恐惧不断哭喊着:“妈妈,不要……”
 
    为了帮助他,温蕴对他喜欢的歌曲进行了歌词改编,帮助他把自己希望与妈妈一起做的事情、去的地方、对妈妈的爱通过音乐表达出来……慢慢地,孩子被这种独特的交流方式吸引,跟着温蕴轻轻唱了起来,注意力也慢慢离开手术本身,接受了音乐治疗师替代母亲在这个场合中的陪伴。
 
    在中山一院的医生群体中,儿童血液科主任罗学群较早接受“音乐治疗”这种治疗方式。随着音乐治疗师的到来,4年间病房的氛围悄然改变,随着音乐进门,欢乐和期待也随之而来。
 
    早期,音乐治疗师只能在病房过道进行治疗,后来在医院的支持下,有了装饰一新的专属区域,音乐治疗也一点点被纳入治疗方案。罗学群对时静洁说:“几年前没有你们,我们不觉得有什么损失。但现在如果你们离开了,真的不行。”
 
    医护人员的认可是评价效果的一大维度。但其实,音乐治疗效果也有量化指标可参考。“通过血氧、心率的高低变化,我们能直观了解患者的情绪在改善、疼痛感在降低。”在温蕴看来,音乐治疗是一种辅助治疗手段,淡化了病人对于医院如“深渊、漩涡”的想象,帮助病人重建对抗疾病的信心,给他们温暖与勇气。
 
    作为一名从业者,温蕴希望多年后,当痊愈的孩子回想起童年时被白血病侵袭的日子,脑海里不只是恐惧与孤单,还有音乐。
 
    “它像是一盏灯,点亮那段黑暗的日子。”
 
    ■幕后
 
    音乐治疗师身份尴尬
 
    并非所有医疗机构都能够给予音乐治疗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在一些医院,音乐治疗师不仅缺乏固定的场地开展治疗,他们的存在也不被接受。“我带着几乎是本地最优秀的音乐治疗师去到医院,但对方只希望你以志愿者的形式去服务,不要打扰到他们。”时静洁倍感挫伤。
 
    个体面临的困境,可以折射出音乐治疗师的身份尴尬。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治疗中心主任刘明明副教授坦言,目前国内仅有音乐治疗师行业委员会和中国音乐治疗学会能够进行资格认证。然而,它们是业内认证,并非国家层面的权威认证,还很难达到“持证上岗”的标准。因此,音乐治疗师即使进入医院,也难以享有和医学院毕业的医务人员同等晋升待遇。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热爱这一行业。上世纪90年代起,中央音乐学院首设音乐治疗专业后,中央民族大学、上海音乐学院、江西中医药大学等10余所高校陆续设立音乐治疗专业,每年培养超过百名毕业生。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王冰记得,作为第一届音乐治疗专业研究生,她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时,国内少有对口的音乐治疗岗位,不少同学都改了行。
 
    如今,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安定医院、北京肿瘤医院以及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等正式设立了音乐治疗师的岗位。在广州,广州市少年宫、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等机构开始出现音乐治疗师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