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网红”老楼里的口述史实践 

上海“网红”老楼里的口述史实践 

日前电视剧《繁花》的热播，触发了上海城市记忆的开关。除了剧中出现的苔圣园酒家、国际饭店，在老上海人的眼中，武康大楼也是上海的一座地标性百年建筑，具有浓厚的历史价值和强烈的艺术气息。《蚌壳与珍珠：上海武康大楼居民口述》一书，由著名作家陈丹燕、陈保平等采访武康大楼里的居民，讲述这座大楼的历史而成。口述史相较于大历史，是一种公众记忆的微观历史，在复原历史方面，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从平民的角度反映一个时代的特征，见证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发展轨迹。武康大楼居民口述史的实践，为中国城市居民、社区民众的口述史写作，提供了先例和路径。

《蚌壳与珍珠：上海武康大楼居民口述》

陈保平　陈丹燕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老楼故事多

上海是开放的，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武康大楼原名诺曼底公寓，始建于1924年，由万国储蓄会出资兴建，由著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是上海第一座外廊式公寓大楼。1953年，诺曼底公寓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并更名为武康大楼，其后一些文化演艺界名流均入住其中，现今又积极开展居民自治和弄管会自治，国际化程度很高。

武康大楼以独特的造型而闻名。淮海路、兴国路、武康路、天平路、余庆路，在武康大楼熨斗形锐角前，形成了一个五星般的多岔路口，从空中看，有点像欧洲城市的广场，而武康大楼所在地，则接近广场上纪念碑的位置。

2016年以后，随着武康路空中电线落地，更新修缮完成，武康大楼的这些街口渐渐聚集起一些外地年轻游客。他们在这里驻足，背对大楼自拍、与大楼合影。其中一些人双双来拍摄情侣照，还有一些年轻女孩拖着一只拉杆箱而来，还为自己与武康大楼的合照准备了一套复古的西式淑女装。在流行文化中，它似乎已是上海著名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武康大楼迎来的人群不光是一种城市旅游的现象，也是中国城市发展变更的一种标识物。一栋历史风貌保护区里的老公寓，对城市变化所提供的观察角度，随着时代变化源源不断而来。这就是建筑无形的文化价值，这部分的价值，不会随“物质的建筑”折旧，而是随“文化的建筑”日渐增长。

正因如此，早在2014年，当地就启动了武康大楼的居民口述历史项目。口述历史是广为世界各国所应用的一种公众记忆历史的记录方式。口述历史相较于大历史，是一种公众记忆的微观历史。长期以来，口述传诵与文献典籍、文物遗产一样，同为延续历史、储存记忆的有效载体。

做这本口述史时，武康大楼里年纪最大的居民叫邵洛羊，浙江宁波人，2016年满100岁时过世。诺曼底公寓当年开工建设时，他只有7岁。若有儿时记忆，他可能还记得无轨电车从善钟路哐当哐当驶来的声音，或者见过大楼拔地而起时的脚手架。

沈亚明是沈仲章的小女儿。抗日战争时期，沈仲章曾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国宝“居延汉简”。他也是音韵学和中国古琴方面的专家。他们全家从1950年入住武康大楼，1988年搬出。沈亚明最大的贡献是讲述了父亲在家里做隔声板的故事。谁能想到，武康大楼602室曾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第一家私人录音棚。

黄淑芳夫妇是1949年前毕业的大学生，1950年就搬进来了，是访谈者中最早住进这幢楼的。黄淑芳是口述者中与文化名人相处最多的一位。黄宗英（赵丹）一家，郑君里、黄晨一家，孙道临、王文娟一家，还有周璇、王人艺、王盘升、吴茵等人，她都见过。

类似这样的故事，《蚌壳与珍珠》中记录了很多。弄堂历史、婚丧习俗、职业生涯、邻里亲情等被讲述出来，居民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充分体现，实现了由诠释受体向诠释主体的改变。

那些难关

口述史工作并不容易，第一道难关是采访。

采访对象本身表达能力有强有弱。有些人是有备而来，有些人天生不会表达，有的人天生能讲。不容易表达的人接受采访时很紧张，人多时更紧张。《蚌壳与珍珠》的口述采访不是一对一比较私密的采访方式，会有影像、灯光组在同时工作，还有陪同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有的受访人处于众人眼神和聚光灯下，很容易不知所措。这样的状态下，采访者的引导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道难关是文本整理。口述史采集和整理工作的标准，是尽量保持材料的原生态，尽量保持口语状态。语音转变成文字后，会出现很多语法上的缺失，如此一来读者会读起来费力。还有，在口语中，人们往往会用太多代词，而且大量的句子没有谓语或者宾语。这在口语语境里大家是能听懂的，如果做成纪录片也没有太大问题，但离开图像的支撑，转变成纯文字以后，破碎的句子会带来阅读障碍。因此，作为公开出版物，《蚌壳与珍珠》必须遵循语言规范，对主谓宾指代不清、说话逻辑缺失、年月日模糊等问题进行适当调整。但是，这种调整仅限于最低程度的干涉。

团队认为，做口述史，每个人的风格、个性、个体表述方式要保持，否则就变成访谈录，或者是变成一个一个采访记，而不是口述。关于武康大楼的口述史，访谈对象生活的物质空间相对集中，如果按照个人的认知和理解去补足一些东西，去加一些词语，改变一些表达的逻辑和词语的顺序，可能会丧失他们个人的特点。因为这里面的人物有些是演员，有些是艺术家，有职员，还有工人，不同的职业，对受访者的语言表达是有影响的，团队讨论再三，觉得应该将这些特点相对真实地保留下来。“也许过了５０年、１００年以后，大家再去看，语言学家能从中分析出一些什么，就是这个时代的某一类人的一种特征，表达特征和语言习惯。”

第三道难关是“度”的把握。口述史工作总会面临种种质疑，比如有些读者认为，《蚌壳与珍珠》口述史的内容跟他们想象当中的武康大楼居民的生活很不一样，没他们想得豪华，也没他们想得戏剧化，在时代变更的大浪潮中，也没他们想得那么波澜起伏。他们会质疑这种预料之外的平淡叙述是否真实，质疑采集者对原始材料做了手脚。

其实，这种想法是过于夸张了。口述史讲述者的确会回避一些不愿意让外人知道的事，但细想起来，每个人其实都一样，把握有个“度”。这个“度”在每个人心中。采集者工作时也要有一个“度”，这就是尊重讲述者的禁忌和回避之处，给他空间，也保护他的回避权。所以，当不同的讲述者回忆的历史出现矛盾时，要保留他们从各自角度出发的讲述。有经验并耐心的读者，应该是在不同讲述者的不同立场中，寻找更多的真相。对口述史的阅读，应该是一种以宽容为基本立场的阅读。

第四道难关是知识储备。对于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读者的知晓差异会非常大。《蚌壳与珍珠》中没有自带高光的主人公、曲折的情节、激荡的情绪，只是两个人或几个人，不急不缓地一问一答，就是每天伴随每个人生命流逝的日常。这些日常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既熟悉又疏离。熟悉，是因为这些都是祖辈、父辈、自己经历过的时光，平日里时不时地会提起；疏离，是因为很多人名、事件从未听说过，有些虽听到过，但不知其所以然，这些都会影响读者的理解。

《蚌壳与珍珠》为此补充了一些注释，注释均为专有名词与少数具有时代特征的用语，因为这些词汇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很少出现。其中包括38位人物的简介、15个艺术相关作品、14个历史建筑与遗迹、10家企业与社会机构，以及些许社会生活中的细节。

第五道难关，就是讲述内容的取舍问题。每个人讲个人生活的时候比较真实，可以讲述一大段内容，但是对口述史来说，并非全部有价值，需要有所取舍。《蚌壳与珍珠》看重的是集体的记忆，当然，在受访人讲话的时候，团队都需要将所有内容忠实地记录下来。

大家来写历史

到底什么是历史？是只有能写进正史的才是历史，其他就不是历史了吗？口述史在一定程度上不光是历史的补充，还是一个让历史活起来、暖起来的元素，更深层次的意义是，能告诉我们历史的本质是什么。

一个人的故事是故事，一千个人的故事就是历史，历史就由许多人的经历组成。中国的传统是史官写史，从汉代就开始，这种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观看真正历史的眼睛。我们看到的历史之外，还有好多历史是看不见的，全世界都是这样。但是到了20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非正史的重要性。现代人历史观念的转变，就是从英雄的历史变得不那么英雄的历史，这是人的自我认识的进步。让普通人口述个人生命史，倡导大家来写历史，既可让历史变得亲切、可读、大众喜欢，也可使史料更加丰富、更加多元、更加严谨，通过考证排比，可以把历史梳理得更加准确。

所谓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哪里？常常就在老百姓自己述说的历史里。

从武康大楼居民口述史的案例可以看到，上海市民的历史意识是鲜明的，他们不仅有生动的、蕴藏在感情深处的个人记忆，而且许多有血有肉的故事、细节，都是在大历史的文本中很难看到的。《蚌壳与珍珠》中留存了时代变迁的集体记忆，武康大楼的居民们以这种变迁的意识思维，去描述上海这座城市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互动关系。读者可以通过一家人、一栋楼、一个街区，感悟到一座城市百年来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的活力的释放。同时，这些访谈里也有些虽经岁月沉浮始终未变的传统，或者一些曾经拥有却正在流逝的美好，以及居民对这座城市最真切的期待。这些都是宝贵的财富，是我们分别表述的共同历史，应该珍惜，应该整理，应该保存。

另外，从武康大楼居民口述史的实践来看，街道和社区起着关键的组织协调和意识凝聚作用。他们长期在社区工作，最能洞察民情，了解本社区的历史变迁、人口变化、风气习俗，通过与专业团队的合作，发动居民回忆和陈述私领域、公领域的历史，其实最能掌握社区文化精神，从而为建设社区新的文化，提升社区居民凝聚力打下一个厚实的基础。这也是今后开展口述史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