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盈余为目的，但绝不仅是金钱买卖 

以盈余为目的，但绝不仅是金钱买卖 

岁序更新之时，淘书客们爱算算书账，我是按洒扫庭除的老习俗整理书架藏书的。

本年我照例一边整书一边翻阅，竟出乎意料地看到不少记叙济南旧书肆的文字。

翻阅一过，济南解放曾经的古旧书商场现象历历如在眼前。

我国古代书本的流传，早期是靠手工辗转抄录，后来有人抄书出售，书本成为商品，才呈现了以售书为业的书肆或曰书坊、书铺。

济南书肆有记载是在一千多年前的五代，明清时期有较大开展。

1904年济南自开商埠，俗随时变，书业日隆，至日寇全面侵华前的1937年，济南有名可考的书肆到达62家，其中有40家会集在院西大街、大小布政司街、芙蓉街、曲水亭街、后宰门街一带。

该地段属古明府城，也就是现在环城公园围绕的区域，这里有古街老巷、府学文庙，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写《老残行记》的江苏人刘鹗说济南“比那江南风景更为风趣”，所指即此处。

位于其间的旧书肆，随街就巷，杂厕于古玩、靴帽、南纸等店肆中，虽不显赫，但二三间的门市房，檐下白底黑字或黑底金字的小匾额，及店门前摆着的几本书，让爱书人一眼就能认得出。

这些书肆，大都是个别经营，主要贩卖些木板线装书和铅、石印旧书，有的也搞有偿借阅，兼营碑本字画、笔墨文具等；

雕版印刷术鼓起后，人手、资金富余的书肆，既卖书又刻书，亦产亦销，盈余较一般书商要多些。

济南闻名藏书家张景栻（1913—2006)，家住历下区棋盘街，自幼嗜书，几十年来他流连济南旧书肆，对坊间书人书事非常熟悉。

晚年“读李南涧《琉璃厂书肆记》，辄为之向往”，所以撰写了《济南书肆记》(见《藏书家》第2辑）。

该文对济南27家旧书肆逐一介绍，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地方文化文献材料。

如记叙大观阁书肆挂匾额的事：

“主人王殿检，绰号王疯子，济南人。肆设于省府前街路西，匾额为王献唐所书。抗战军兴，献唐先生载书入川，济南沦陷，撤换为伪山东省长唐仰杜书。抗战成功，唐仰杜锒铛入狱，又改为山东省国民党委员庞镜塘书。济南战争完毕，庞镜塘被俘虏，关店大吉。三易其匾，人皆笑之。”

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是“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自1861年至1937年遭遇过三次浩劫，珍本秘籍很多丢失。

当时京津、保定、济南等地的书商四处奔走，穷搜冥索，待价而沽。

《济南书肆记》记叙：

“敬古斋主人王仁敬，历城人，绰号王大个子。专营碑本，肆设省府前街路东，门市房三间。战前年代，聊城杨氏海源阁驻兵，藏书被掠，一军人挟书一柳条箱至肆求售，内皆杨氏所藏善本书，王氏以贱值收得，连续售出，获利无算。”

此事应该是发生在1929年夏、1930年春的第二次浩劫，土匪王金发、王冠军先后占领聊城，抢掠了海源阁很多古籍，部分流散于济南。

“王献唐先生于战乱（华夏大战）中在敬古斋购得海源阁旧藏黄荛圃手校《穆皇帝传》、顾千里手校《说文解字系传》，镌刻印章曰‘顾黄书窠’。”

敬古斋书肆收售的就是这期间散出的海源阁藏书，那时王献唐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所幸货卖识家，防止了一次珍籍的丢失。

旧书肆业主以盈余为目的，但也绝不仅仅金钱买卖的关系。

济南闻名学者徐北文（1924—2005)出生在教育世家，也是藏书世家，外祖父王价藩、舅父王亨豫皆为藏书大家，有列传收录《山东藏书家史略》。

徐先生年少经常跟随长辈逛书肆，后来在大明湖南岸的济南正谊中学上学时开端淘书，他在《济南书肆怀旧》一文中称誉：

“这些书店以贩卖旧书并以线装木版书为主，价钱廉价，款待和气，任凭顾客翻阅拣选，从不怠慢。假如顾客需求某种书，一时找不到，可告诉店东，由他代为搜求。”

抗战时期，省立图书馆护书南迁，面临运送困难，济南聚文斋店东彭辑五“性恭谨，无市侩气”，慨然出车出人，将三批珍籍文物安全运抵曲阜奉祀官府。

正是凭着山左名邦、荟萃尤多的地利、人和优势，济南古旧书商场一度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重要书本集散地。

1930年冬，北京琉璃厂知名书商孙殿起南下天津、济南、南京、扬州、上海、杭州等地访书，历时一个半月，在济南就待了十三天，时刻最长。

他逛遍了济南简直所有的书肆，得书199种700余卷，大部分是罕见的清代考据书。

尤其是孙先生在南城根友竹山房淘到《永乐大典》二卷一册，因该书是残卷，他还在版别确定上下了番辨伪功夫，《庚午南行记》(孙殿起遗著、雷梦水整理）记录了此事：

“书中遇真字皆缺末笔，此是避雍正皇帝之讳，方知其为雍正间缮本。予初得此书，并不知其名，而贾人曰残本顺天府志，至回寓细检，见其前卷末页最后之一行题曰永乐大典卷之四千六百五十，始悉过录永乐大典毫无疑义。”

《永乐大典》于1408年编成，合计22937卷，装成书11095册，没有刻印，明亡至清光绪年间，该书多次遭盗掠，缺失沉重。

清朝辑佚、补史之风盛行，孙先生从抄字“避雍正皇帝之讳”发现了《永乐大典》卷册的重抄本，令人钦佩，由此也可见当年济南旧书肆货源之丰富。

日伪控制及内战时期，书业遭到严峻糟蹋，济南部分书肆歇业转行，尚存的也货源无着，生意萧条。

陈雷刊于《劲风》1941年第5期上的《济南的破书摊》一文，这样写道：

“他们大部分是专营古玩的，买卖名人字画和新旧书本。书，在他们是古玩之一，他们用极廉的价钱收购进来，卖出时却成了无价宝。所以我们拿书本当作日常精神食粮的人，是没法问津的。他们以大套的线装书为主，内容多与现代社会不大发生关联，只讲版别与墨色，是完全供应阔人们陈列客厅的用品，偶然也有几本洋装书或精装书，但很多是‘初中化学’一类的旧教科书……在商埠的有新商场，那里面分布了几家书摊，但都没有什么新书可看，多半是曾经一折八扣的章回小说和新出版的《十二金钱镖》一类的武侠神怪书。他们的对象大概以工人小店员为多。分布在大观园北门里的有几家书摊，书本和新商场几家的相同，他们兼卖文具和明星歌片。”

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据材料统计，全市贩卖旧书或租赁图书的个别书摊和小书铺合计72户，有名可考的书肆缺乏10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