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刘敦愿：从一幅古画探得三里河遗址 

考古学家刘敦愿：从一幅古画探得三里河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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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敦愿先生是中国美术考古学的主要奠基者,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创设人,一生致力于理论考古与田野考古。他慧眼识珠,在观赏一件展品时,以高深之学养、丰富之学识,捕捉零星信息,解析其中意境深藏的玄机和奥秘,终得胶县(今山东省胶东市)三里河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共存遗址确切位置,并经考古发掘得到证实。
一只灰色陶罐带来的灵感
1958年春天,青岛市文管会举行了一次藏品展,引得众人围观,任教于山大历史系的刘敦愿也抽空来到展览现场。在一件灰色陶罐前,刘敦愿驻足静观,发现灰色陶罐上刻有高凤翰的诗句与题记,名曰“吸古得深味”。
陶鬹
高凤翰(1683年—1749年)清代画家,山东胶县人,字西园,号南村,又称南阜山人,曾任安徽歙县县丞,辞官后客居扬州,有“扬州八怪”之一说。刘敦愿分析,这件灰色陶罐年代较晚、品质居中,小口、圆肩、深腹,并不具有龙山文化器物的基本特征,但是陶罐之上所刻诗句与题志,引起刘敦愿的注意,并感觉似曾相识。
诗曰:
介子城边老瓦窑,
田夫掘出说前朝。
阿翁拾来插瓶供,
常结莲房碗大绕。
高凤翰题志:“余家介子城下,常得瓦器如婴罐,可充瓶供,插莲花,房大如碗,饱绽坚实,以其气足,生物可成也。南阜老人左手画并志。”
高风翰水墨花卉
刘敦愿恍然大悟,原来这首诗与题志他曾在高凤翰的一幅水墨花卉画中见过,虽然个别字句有所不同,但基本可断定均出自高凤翰手笔,如此巧合必有因果,甚或暗藏故事。这幅画原藏于青岛市文物店,已被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维华先生购买收藏,张先生视其为珍品,不轻易示人。张维华先生是山大历史系“八马同槽”的“八大教授”之一,还是收藏大家,晚年将自己倾囊购得的古代书画捐献给山大历史系。
高凤翰水墨花卉暗藏玄机
返回学校后,刘敦愿立即去张维华先生寓所讨教并一起阅画。此画面与灰色陶罐确有诸多相同之处,但是仔细查来,尤为显眼的莲花和莲房相差甚大。高凤翰画的是一款上部有“流”和“鋬”,下部有“三足”的器物,“流”是水嘴,“鋬”是器物上可以用手提的把手部分,“三足”起到支撑作用,为龙山文化比较典型的代表性器物“陶鬶”式样。高凤翰作为“扬州八怪”之一的书画大家,画作虽有艺术夸张的写意之笔,却绝不会随手臆造,而且这幅画具有相当显著的时代特征以及可信的历史参照物。刘敦愿据此判断这幅画的“模品”应该出自高凤翰对于一件相同器物的记忆,甚至是当场临摹的实物,有可能就是青岛市文管会展出的那件灰色陶器。如果这个判断准确,就可以证明在高凤翰生活的清朝初中期,已经有龙山文化器物流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城子崖,是由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发现并参与发掘的,时间是在1930年前后。高凤翰所见的龙山文化“陶鬶”至少提前了200年,张维华先生听了刘敦愿的分析感觉有理,赞成这个判断。
为了使这一分析获得更多依据,刘敦愿征得张维华先生同意,携高凤翰水墨花卉画专程拜访了著名收藏家、书画鉴定家王献唐。巧合的是,王献唐曾购买过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画作,经过鉴定乃伪作,被弃之,去向不明。经王献唐先生仔细鉴定,这幅高凤翰画作似亦有疑点,可视作清代中晚期摹本。即使是仿品,也必有真品所临,画里“陶鬶”不会是臆造的。刘敦愿进一步分析,高凤翰题志和诗中提到的“介子城”必有根据,与画中的“陶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初步判断“介子城”可能是一处龙山文化遗址,是否准确需要实地勘察乃至发掘才能定论。
按图索骥，实地巡走“三里河”
介子城是位于距胶县县城约2公里的古城村,刘敦愿遂于1960年春夏与山大历史系几位同事从济南乘车前往。据《胶县志》记载,介子城曾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介国所在地,汉代称为介亭,曾经存有清代乾隆时期遗留的残损碑石,以及清代筑造的高台,为这里的一处胜迹。在古城村的东南角,刘敦愿发现了一处长约百米、高两三米不等的残垣断壁,墙基留有大小不一的若干洞穴,清晰可见一些绳纹陶片等残物,但是进一步探测并无成型的具有龙山文化特征的物件。刘敦愿认定此处并非高凤翰所记“瓦器如婴罐”的出土位置,而是另有指向。
刘敦愿进而得出结论,高凤翰记“余家介子城下”应当是一大体位置,城里城外地域广大,应扩大寻找范围。他首先想到的是距离胶县城不远处的高凤翰老家南三里河村。在步行去往南三里河村的行程中,听到当地农民讲到早些年村边时有铜器、陶器裸露田野,最近已经不多。
三里河是一条东西向的小河,南岸为南三里河村,北岸是北三里河村。刘敦愿来到北三里河村,低头巡视,陆续发现散落于此的破损陶器碎片,如获至宝,悉数收入囊中,带回住处登记造册、修复还原。刘敦愿还在一个老乡那里看到一件较为完整的“石锛”,刘敦愿掏出自己仅有的半盒香烟予以交换。可惜的是,在将所得器物置于房东院里晾晒时,房东小孩与家犬玩耍碰落在地,破损严重,数日付出功亏一篑,刘敦愿有些沮丧。但他根据此次田野调查,划定北三里河村外东西约两百米、南北逾三百米的范围为可探区域,为日后发掘提供了可靠的地址位置保证,使他欣然释怀,带着残石碎陶返回济南。
胶县野外调查,刘敦愿风餐露宿,行于田野,导致健康受损,回到济南不久突患“胃穿孔”,幸亏及时入院治疗转危为安。初愈后,刘敦愿即刻投入对三里河搜集文物的研究,比对日照两城遗址出土文物,足以证明两者较为相近的地域文化与龙山文化融为一体,甚至部分器物具有更加显著的早于龙山文化的大汶口文化气质。由此判断,高凤翰笔下的“陶鬶”,定是出土于三里河附近的史前文化器物。
考古发掘证实，刘敦愿判断准确无误
在得到刘敦愿提供的准确无误的信息之后,中国科学院山东考古研究所联合山东大学历史系,于1974年、1975年连续两次对三里河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1570平方米。遗址文化堆积可分两层,上层为龙山文化遗存,下层为大汶口文化遗存,可能是商代遗存,后来被破坏。其中大汶口文化房址5处,灰坑31个,墓葬66座；龙山文化灰坑37个,墓葬98座。
中间为刘敦愿先生
如此丰富的出土文物,为后人提供了山东近海地区史前文化与文明的原始数据。三里河遗址中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后者进步的社会状态明晰,当为一个地区的文化中心。三里河遗址距海湾只有10公里左右,地处胶莱平原东南部,自然与地理条件优越,适宜人类居住。三里河遗址出土的生活、生产资料,说明当时农耕已经很成熟,不但有粮仓储存剩余的粮食,还饲养家畜。出土的贝壳、鱼皮、鱼骨,证明三里河人已经开始下海捕捞海物,吃海鲜,生活比较富足。科技人员依据鱼骨分析,当地人具备捕捞大型海物的能力,如蓝点马鲛鱼等,甚至具备了一定的远航能力,这需要造大船的技术以及识别航行方向的仪器。
三里河遗址分别在1996年和2006年被列为山东省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附记:1997年1月15日凌晨,刘敦愿先生在济南逝世,享年79岁。吾辈有幸,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得以聆听先生讲授“考古学”,音容笑貌犹如昨天,所得见识受用不尽。感谢先生之子刘陶提供原始资料,刘陶感言:“岁月悠悠,人生几何,五十余春秋倏然即逝,慈父见背,墓木已拱。方今,追思先严之往昔,悼念霜露之纪辰,谨以拙文述之而飨读者。此事虽小,微不足道。但在中国考古史上却乃趣谈佳话,倍感意有未惬。”学生同感,拙笔成文,聊抒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