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农学大家巨野人邓御夫 
 

邓御夫(1032年—1107年)，字从义，号海山子，北宋著名农学家，山东巨野人。邓御夫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在亲事农耕的同时不忘研究农学。他利用在田间劳动的机会，观察农作物生长，研究农业技术，改进耕作技艺。邓御夫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一部一百二十卷的长篇巨著《农历》。
亲事农耕，研究农业技术
宋仁宗天圣十年，邓御夫出生于巨野的一个农民家庭。巨野当时为济州治所，经济发达，“人民富庶，污泽广野，尽为良田”(邓御夫《清凉洞记》)，这为平民子弟读书提供了条件。历任济州官员有不少是朝廷派遣的能臣，文化底蕴深厚，也很重视教育，比如翰林学士毕士安就曾任济州团练推官，曾指导王禹偁读书。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巨野乡间兴办私塾，读书之风日盛，人才辈出。
在前辈巨野老乡晁迥、夏侯峤、吕祐之、王禹偁四位翰林学士读书精神的影响下，邓御夫自幼酷爱读书，且长年累月、辛勤不辍。他出生于农民家庭，对农业有特殊的感情，因此特别喜爱农耕之术。邓御夫七八岁时就随家人去田间，仔细观察农作物生长，认真研究改进农具，乡里乡邻无不夸赞。邓御夫9岁时进入私塾就读，学业优秀，但始终没有忘记研究农耕，这为他日后成为农学大家奠定了基础。
邓御夫才华横溢，十五六岁时参加太学考试，以出类拔萃的成绩被录取。宋代的太学是国家最高学府，选拔极为严格，主要培养官员和学者。邓御夫在考试中所作诗文传播很快，才学远近闻名。“时人比白乐天才业，大丞相吕公奇之；苏学士子瞻所知，与之唱和”，这是说，当时的人们认为邓御夫的才学可比肩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连当朝宰相、文学权威吕公著也认为他非同寻常，邓御夫因此受到当朝学士、文学大家苏轼的赏识，并和他多有诗文唱和。
宋仁宗皇祐三年，19岁的邓御夫考中秀才，次年中举人。家人希望他进一步考取功名，但是就在他准备进京赶考的那一年，鲁西南遭受严重水灾，百姓苦不堪言，可是官府迟迟不开仓放粮。邓御夫到县衙为民请命，遭到拒绝和训斥，邓御夫对官场感到失望至极，因此断绝功名之念。完成太学学业之后，“性薄荣利”(晁补之《邓先生墓表》)的邓御夫，“归耕故里，乐性著书”。
南宋诗人陆游曾说，“谋生在衣食，不仕当作农”，农耕是宋代读书人起码的生存手段，务农也是宋代士人职业选择之一。邓御夫回乡务农后，毅然扔掉象征身份的举子服，着布衣、穿草鞋，仿照陶渊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情形，早出晚归力耕田间，自食其力、生活俭朴，安于粗劣衣食而自得其乐。邓御夫生性和顺，对乡邻十分友善，善于用中华传统美德教化乡亲，经常劝教老年人要慈爱，劝教年轻人要孝敬父母、善待他人，劝教去城市做工经商的人要勤俭不欺。乡民之间如果产生矛盾，总是愿意找他评论是非曲直，他秉公而论、以理服人、耐心劝导，双方化解了矛盾。他讲求义气、慷慨好施，凡乡邻遇到困难都倾力给予援助，所以乡亲们都敬慕他，喜欢与他交往。
在亲事农耕的同时，邓御夫不忘积累知识、研究农学。他利用在田间劳动的机会，观察农作物生长，研究农业技术，改进耕作技艺。针对当地多涝的情况，他发明了挖沟排水法，使人们受益。然而，邓御夫始终难舍对学问的热爱，为了静心研究，他在巨野城北大野泽畔的高岗上搭建了一所茅屋，这里“牛羊凫雁之所牧集，蒲柳蓊然，下窥如坠谷”。当时大野泽水域广阔，绵亘数百里，水中生长着翠荷与蒲苇，柳树成荫、野鸟翔集、牛羊成群。茅庐虽然简陋，但有石几、书卷、丹墨，他在此潜心研究《老子》，写作《老子注》一书，整整一年才走出茅屋。“苏门四学士”之一、巨野老乡晁补之写诗称赞：“朱书细字传老子，蠹穴蜗穿无卷轴”(晁补之《邓御夫秀才为窟室戏题》)。吴人顷傅闻名专门登门拜访邓御夫，十分佩服他这种锲而不舍的毅力与严谨的治学精神，在石几上题诗：“昔见河上公，今见濠上翁。姓名字时异，道德经解同。”
这首诗虽然俚俗，反映的却是实际情况。“河上公”就是“河上真人”，是历史上真正的隐士，所撰《河上公章句》，是最早为《老子》作注的一部书。吴先生把邓御夫与河上公相提并论，可见对邓御夫的评价极高。
写作一百二十卷农业巨著《农历》
邓御夫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他倾尽一生心血，撰写的一部北宋农业百科全书式的农书——《农历》。
北宋时朝廷比较重视农业，官员与士人担负着“劝课农桑”的义务，也就是兼做农业推广工作，因此出现了研究农业的学者，他们撰写了十八部论述农桑经营和耕作技术的农书，可惜过于简略。
巨野赖以大野泽的水运条件，贸易发达，促进了种植业、饲养业、养蚕业与丝织业等行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当地百姓积累了丰富的农耕经验。邓御夫在农田劳动的过程中，不断向百姓请教，并经过思考、研究、积累，掌握了系统的农业理论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撰写一部内容详备的农事书籍。
为了更广泛地收集农业基础资料，邓御夫开始离家漫游，他四处考察，广泛接触作物种植、畜牧养殖、纺织等行业，又远到河套地区搭茅草棚居住，与牛羊为伴，与牧民同食，向有经验的牧民请教，获得大量农牧资料。在经过多年积累，掌握大量资料的情况下，邓御夫开始把自己关起来撰写农书。对其撰写过程之艰难，晁补之在其诗中说：“空郊独坐一茅屋，深如鱼潜远蛇伏”(晁补之《邓御夫秀才为窟室戏题》)。
邓御夫呕心沥血、历尽艰辛，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一部一百二十卷的长篇巨著——《农历》，此书写成后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晁补之推崇该书“言耕织、刍牧与凡种艺、养生、备荒之事，较《齐民要术》尤密”(《洛北晁先生鸡肋集》卷六十三)。北宋藏书家张邦基在《墨庄漫录》卷十中也有介绍：“济州士人邓御夫，字从义，隐居不仕。尝作《农历》一百二十卷，言耕织、刍牧、种莳、耘获、养生、备荒之事，较之《齐民要术》尤为详备。济州太守王子韶尝上其书于朝。今未见传于世。尝访于藏书之家，或有见者。”
从上述历史记载中可知，这部农业巨著，详细记载了宋代以前北方农牧纺织业等，内容涉及耕作、纺织、饲养、种植、养生与备荒等方面，比《齐民要术》及北宋其他十七部农书的内容都要详备。济州太守王子韶本身就是学者，看到这部书之后十分赞赏，就把它呈献给朝廷，并“请颁之”，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朝廷没有答复王子韶把《农历》颁行天下的请求。《农历》这部书明代初期犹存，被分韵录入《永乐大典》，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竟未把这样一部极为重要的农书编入，导致后来失传，成为我国农学和农史研究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否则，对于宋代农事的兴旺发达和农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一定会有全新的认识。
巨野人晁补之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比邓御夫小21岁，很敬慕邓御夫，两人十分投缘，经常在一起谈经论道、赋诗唱和，成为忘年之交。邓御夫去世后，晁补之为其撰《邓先生墓表》，在铭文中写道：“大哉洁乎！惟君平生，洁则有余，亦忱不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