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主播们深陷埋雷合同的仲裁陷阱

年轻主播们深陷埋雷合同的仲裁陷阱

从决定成为主播起，小雅就走进了一个怪圈。随着直播时间越来越长，她意识到这个行业远比她想象的更复杂。几十个小小的公寓间每天都有人离开，很快又有新人进来。唯一不变的是露骨的擦边直播和背不完的话术。当主播梦醒，想要离开时，和小雅一样的这些年轻女主播们却发现自己面临着十倍，甚至更多的赔偿。那份严苛的合作协议，早已将她们套牢。

近年来，直播行业一夜暴富的神话每天都在流传，吸引着无数普通人跃入其中，据官方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末，我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主播账号累计开通超1.5亿个。但神话之下也暗藏漩涡，10万起步的赔偿金击垮了“明星梦”，起诉主播也已成为直播行业内公开的营收方式。

1月4日，几位正面临着高额赔偿仲裁的前主播们，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代理过多起公司诉前主播违约案件的律师也揭秘了更多直播行业的“潜规则”。

入职后，有主播被安排拍摄擦边视频。 受访者供图

新主播被要求播擦边视频

2023年2月，是小雅第一次离开家工作，在招聘软件上她看中了杭州一家文化发展公司，前期与人事沟通后，她被要求带妆到杭州面试。

据招聘平台信息显示，该公司是一家MCN公司，专注模特、广告、短视频艺人主播培养发展的文化传媒平台，从事网络主播、艺人的形象包装，短视频策划，旗下拥有大量的文化传媒资源。招聘内容中除招聘各类主播外，还长期招聘产品平面模特和前台。小雅面试的就是前台工作。

“其实我去的时候看到公司已经有一名前台，面试过程中，对方只是简单介绍了前台岗位后，就在和我聊做主播的事情。面试人员说，公司可以在短视频平台上孵化一个账号，并帮我运营。后期我不愿意直播后也可以再转岗做前台。”小雅说，人事承诺保底7000元工资，可以提供住宿。她提出是否可以做带货主播后，人事也答应了小雅的要求，并承诺即便签署3年合同，也可以随时离开不会追究其责任，公司还可以出具解约函。小雅细心的保存了两人有关签约和解约的聊天记录。

小雅称，入职后这些条件均无法兑现。 受访者供图

“因为是新账号，经纪人说先发一些短视频，每天开6个小时直播吸引粉丝，直播内容就是和粉丝聊天。”小雅说，成为新主播后，她发现直播内容自己并不能做主，经纪人和公司不仅要求她拍摄一些露骨的擦边短视频，还被要求在直播中要穿得“清凉”。在私下和其他同期入职主播聊天时，小雅得知还有的新主播被经纪人暗示为“榜一大哥”提供更露骨的视频。一张主播与经纪人聊天截图显示，经纪人在询问刷礼物的金额后提到“这种调教好了，会刷很多的（礼物）”。

虽然自己没有类似遭遇，但这样的对话让小雅萌生了退出的想法。拿到第一月工资不久，小雅提出离职，原因除了无法接受直播风格外，还与工资有关。

“按照保底7000元计算，我当月收了1万左右的礼物。平台分成50%，我和公司各25%。提现2000多元后，公司应再支付我近5000元。但实际上，公司只补了800元。”小雅说，扣工资的理由也是花样百出，直播时间少1分钟，直播时情绪不对、状态不好……综合考虑后，小雅决定回老家发展，退出主播行业。离职时，人事通过文字回复小雅在为其申请解约函，还答应撕毁合同时会给小雅拍照。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4个月后，小雅成为该公司批量申请仲裁的前主播之一，该公司以违约为由，要求小雅支付公司前期投入10万元及违约造成的收益损失2.8万多元。另据小雅获取的其他被仲裁主播信息显示，还有的主播被索赔100万元赔偿，因无力偿还，只能继续回公司履约。

记者梳理发现，在多个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有大量该公司以招聘前台为由，安排应聘者做娱乐主播，后又对离职主播提起仲裁的案例。记者了解，这些离职主播的遭遇与小雅大致相同，且大多数是刚毕业的学生。因此，该公司还被评为杭州“避雷”传媒公司之一，而公司孵化的短视频账号里，也大多以年轻女性穿着暴露秀身材的内容为主。

对于小雅的说法，该公司工作人员回应上游新闻记者称，发了解约函的主播没有申请仲裁，没有发解约函的主播，公司认定有违约行为，对其申请了仲裁。但对于该公司主播运营和违约情况，该工作人员却不愿回应。

经纪人会要求主播拍摄露骨视频给粉丝。 受访者供图

可能被索赔月收入的36倍

不仅是在杭州，在北京、合肥、宁波、广东，这样的案例层出不穷。曾在北京做过半年主播的晓玲也正面临着一场高额赔偿诉讼。

晓玲已在职场打拼多年，入职北京一家传媒公司时，应聘的是助播岗位。招聘信息标注，每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应聘入职后，人事告知她助播工资只有不到4000元左右，可以转行做主播，除保底外刷礼物的分成能拿到30%。因为生活拮据，晓玲就同意了人事的提议。

“签订协议时，人事特意提醒我要仔细看清楚每一个条款再签字。”其实，在入职前晓玲就曾听说过主播被高额索赔的案例。“我特意问了人事，她说只有不正规的公司才会向通过向主播索赔赚钱，我签的公司不会。”晓玲没有想到，人事的承诺并不算数。

在经历了半年每天拍摄黑丝、露腿等擦边视频、擦边直播后，因身体原因晓玲和公司协商解约。2023年12月晓玲收到仲裁委送达了仲裁申请书，公司以其擅自停止在指定平台直播累计超过20天构成根本违约为由，向其索赔25万多元。截至离职日期，晓玲在半年时间里仅拿到2.1万多元收益。“为了涨粉，我还自己购买了直播设备、衣服，让亲戚朋友帮忙刷礼物，前后花费近万元。”晓玲说，目前她也有多名同期进入公司的主播面临着高额赔偿仲裁。

记者注意到，晓玲和小雅在入职时均签署过一份十多页的《合作协议》，协议除规定合作期限外，还约定了直播平台、时长及收益分配条款。同时，协议中列举了26项违约条款，最少赔偿金额为10万元，最高将面临月收益36倍的赔偿。无认定标准的消极直播，也被列为违约条件之一。《合作协议》约定，直播需要在合约期内每一年完成前台总流水20万元。未完成的，需在3日内向公司返还合作期间公司为主播实际支出保底费。该协议中还特别标注，双方并非劳动合同关系。对于这一点，小雅和晓玲均称签订协议时，公司并非进行详细说明。

公司要求主播每月不少于26天直播，每天不低于6小时。 受访者供图

多名该行业从业人员向记者透露，小雅和晓玲等人遭遇的是该行业内最常见的“割韭菜”模式，通过虚假职位邀请面试，再洗脑让应聘者做主播，签约后就开始露出丑态收割。有知情人称，十几页的合作协议即使没有直播经验的人也能看出很多不妥之处。实际操作起来，其实很难完成。因此公司不会将协议留在主播手中。

以直播时长为例，协议约定，主播需符合公司直播内容及平台要求的直播时长，方可确认为有效直播时长。每月直播有效时长不低于26天，每天直播有效时长不低于6小时，单场直播低于3小时不计为有效时长，且每月连线PK次数不低于300次。这就意味着，直播期间每小时要进行两次连线。不仅如此，每月还需要拍摄、制作不低于15个作品。

晓玲说，自己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耗在直播上，一天下来精疲力尽，往往还会被认定为消极直播。而小雅则坦言，直播时长公司不对主播公开，所以是否完成有效时长主播自己很难界定。

据记者获取的一段主播与经纪人聊天录音显示，杭州一传媒公司主播经纪人坦言，公司就是靠仲裁离职主播赚钱。知情人也表示，对于不正规的MCN机构来说，招主播就像一场押宝游戏。批量招聘后，遇到能够出圈的主播，公司会不遗余力的培养，以此来增加知名度。而对于无法获取高额收益的主播，则以苛刻的条款对其进行仲裁，获取高额赔偿，这种操作手法已经成为直播行业公开的潜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上游新闻记者发现，在她们的两份合作协议中，对于公司违约的情形要如何处理只字未提。

对于该情况，一家同样大量仲裁前主播的传媒公司工作人员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公司需要为主播提供住宿、化妆师和运营人员，还要为主播购买营销推广的物料、维护粉丝等，对于完成时长但没有达到保底收益的主播，公司需要补款至保底金额，如果对主播没有约束，就无法保障公司权益。

记者在采访多家该行业龙头企业相关负责人时，提到合约内容及行业潜规则，受访人均表示不便回应。

违约将面临36倍赔偿。 受访者供图

保密的商事仲裁无法网上查询

记者了解到，晓玲和小雅等主播签下的协议中约定，双方发生纠纷，且协商不成后只能通过仲裁裁决。而根据相关规定，商事仲裁具有保密、快速、程序简单的特点。对于这些MCN公司而言，仲裁结果不会对外公开，更有利于保护公司声誉。

记者查询发现，晓玲和小雅等主播所在公司在工商登记信息中，也没有诉讼案件记录在案的情况，因此即便是入职前有意识查阅，也找不到相关痕迹。

多次参与主播维权热点事件的网络维权人，南京某律所娱乐纠纷负责人霍克向上游新闻记者表示，通过梳理相关案件可以发现，近几年，他实际接手的100多起公司仲裁前主播案件中，几乎都通过仲裁索赔。

在他看来，这样的趋势值得警惕。“保密的商事仲裁，因此无法在网上查询，就变相降低了起诉主播给公司带来的声誉损失成本，而主播在签约前很难提前预判风险。”霍克说。

晓玲被公司索赔20多万元。 受访者供图

此外，记者从多名被仲裁的主播处了解到，一些收到仲裁通知的前主播曾试图与公司进行沟通，但公司将仲裁业务交给第三方合作机构后，第三方合作机构很难协助她们与公司进行沟通，甚至明确告之，撤销案件就意味着这起案件得不到代理费用。还有人则被告知，即便调解，也需要签署保密协议，否则会继续追偿。

有律师坦言，除公司存在“恶意”仲裁离职主播牟利外，主播法律意识淡薄也是主要原因。湖南商管律师事务所李炎律师介绍，近两年，接触到的公司起诉主播案件有上千起。仅从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就可以看出，很多18岁到35岁的主播在签署协议时并没有仔细研究条款，法律意识淡薄。

“仅以直播时长为例，根据直播平台的计算方式，6小时的有效直播时长，实际上主播在线时长要达到8小时左右，但是很多新号主播的直播间并没有观众，有时主播就会关掉直播，待人数多了再重新开播。这就意味着直播时长中断，直播如果不持续，那么再次开播就要重新开始计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天6小时有效直播时长是很困难的。”李律师称，在他代理的相关案件中，能满足协议要求的主播不足5%，这其中还包括因个人资质较好，能为公司带来收益的主播，公司适当“松绑”的情形。

李律师坦言，在代理的众多案件中，基于合同签订自愿、内容系双方意思表示的原则，仲裁机构基本上都会支持了公司仲裁部分或者全部诉求。而主播一般会从时间、精力、名誉、金钱成本等方面考虑，多数主播也只能认赔。但对于行业来说，这种现象只会导致一些公司专门以仲裁前主播牟利，不利于行业发展。

95.2%主播月收入5000元以下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等联合编制的《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截至2022年末，我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主播账号累计开通超1.5亿个，以直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主播中，95.2%月收入为5000元以下，仅0.4%主播月收入10万元以上。这样的数据击碎了主播们“一夜暴富”的泡沫。

李炎律师表示，其实近几年，大家已经意识到直播行业的存在不规范，招工陷阱等问题，对于直播行业的规范，文化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也出台多条相关政策，但因各地没有明确的细则和惩罚条款，仅从法律角度上来说，还存在欠缺。

采访中，江苏、上海、浙江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文化部门等工作人员也直言，对于这一经营行为因不构成劳动关系，且尚无行为法规可以对其约束，只能通过仲裁和诉讼的方式解决。

在直播行业仍在不断扩充的情况下，应如何对其进行规范？

李炎律师认为，被仲裁主播可以向仲裁机构所在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也可以在执行阶段向执行法院申请不予执行。法院一旦撤销仲裁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以后，公司只能到主播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提起诉讼。

主播们称，直播中需按照公司提供的话术与粉丝互动。受访者供图

但让法院对于撤销仲裁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对于主播来说确实存在很大的难度。因此，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除了要提高想要进入主播行业人员的法律意识，也要行政机关出台制定相应的行业规定，规范直播公司的经营，杜绝靠仲裁或起诉主播谋利的公司进入行业市场。

在主播如何维权方面，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则认为，近年来传媒公司通过仲裁起诉主播获取大量违约金的事件频繁发生，仲裁机构应甄别，其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而对于团播等直播形式，主播有严格的上下班时间，直播内容也要根据公司安排进行，这种情况下，能否认定为劳动关系也值得劳动部门关注。

1月8日，小雅的仲裁案件将开庭，她说如果结果和其他主播一样败诉，她的生活会面临巨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