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宇辉直播间里，一场传统文学“寻亲记” 

董宇辉直播间里，一场传统文学“寻亲记” 



从幕后走向台前，相较于“吆喝”带货，《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更喜欢用“寻亲”一词来形容自己在董宇辉直播间度过的2个半小时。
1月23日晚，施战军、著名作家梁晓声、蔡崇达做客“与辉同行”直播间，和俞敏洪、董宇辉一起畅谈“我的文学之路”。这场没有过多宣传，全程卖一本文学杂志的直播，却让895万网友共同见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
当晚20时至24时，短短4个小时，《人民文学》2024年全年订阅卖出了8.26万套，99.2万册，成交金额1785万，销售码洋1983万，突破了单场图书销量最高1000万的纪录，成为传统文学近年来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
直播现场 图片来自《人民文学》杂志
中国作家网发表评论称，《人民文学》杂志走进直播间，是文学主动求新求变之举，显示出文学广泛挖掘寻找读者的能力以及破圈的力度。
寻找读者，就像“寻亲”。《人民文学》的“寻亲之旅”何以破圈？直播首秀结束后，《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接受了潮新闻记者的采访。
4小时带出两年销量
传统文学在时代中寻找读者
“99.2万册只是当晚的数据。直播结束后，线上销售额还在不断增加，截至1月24日下午四点，已经达到120万册了。对比2023年的发行量，这大约是我们两年的销量。从各方面数据来看，这次直播都是创纪录的。”
施战军对记者说，尽管自己对直播效果有信心，但最终成交量仍远超他的预期，“直播大屏可以实时显示数据，当点赞量破亿的时候，我们在现场都非常激动。更多的还是感动吧，真的是一种找到久违亲人的感觉。”
时至今日，在传统订阅模式下，用户流失几乎是所有文学杂志共同面临的现状。
在直播间里，施战军就坦言，在文学辉煌的上世纪80年代，每当梁晓声等知名作家发表新作时，邮局订户高达上百万，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用户住址的流动和消费方式的变化，许多杂志似乎都渐渐找不到自己的读者了，如同风筝断了线。
《人民文学》杂志 2024年第一期
“我们就是想看看我们的读者在哪？这么多年来，从选稿、校对、印刷、发行，我们忍耐着巨大的寂寞，耗费无数人的心血，把一本文学杂志做得那么认真，那么严肃，那么纯粹。如果没人看，这是一件多么悲凉的事。所以，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让大家认知我们劳动的价值。这次，我们赶上了这个契机。”
施战军说，相对于诸多速成的互联网文字，在和读者交流中，让他们一眼就认出《人民文学》，自己心里是有一定底气的——优质的内容就是一本杂志的底气。他始终相信，尽管信息革命改变了人们生活和阅读的习惯，但总有人还想静静地翻看一本杂志。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国家级文学杂志，《人民文学》和浙江渊源匪浅，其首任主编就是浙江文学巨匠茅盾先生。谈起浙江和茅盾先生，施战军颇有感怀，他说：“不仅仅是《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鲁迅文学院等的诞生，都与茅盾先生有太大关系了，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坐标。”
交谈中，记者了解到，这本有着75年历史的文学杂志“强势出圈”其实并非偶然。施战军表示，为了这场不到两个小时的“寻亲会”，《人民文学》做了起码半年以上的精心准备，从对接到策划，严谨态度一如对待每篇文稿。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
作为首个试水直播领域的文学杂志，施战军告诉记者，这些年自己一直密切关注行业动态。2021年，中国作协第十次代表大会中提出，传统文学一方面要加强原创，不断推出与时代匹配的精品力作，另一方面也要积极融入现代传播格局。当时，与媒介互动的想法就有了萌芽。
在施战军看来，《人民文学》创造销量奇迹的背后，是一次优质内容生产与现代传播格局的相互照亮。
尽管首次直播效果出乎意料，施战军仍秉持着稳中求进、善作善成的态度。他说：“去年《人民文学》有个新设栏目，就叫‘人民阅卷’。直播是《人民文学》拥抱现代传播方式的一次尝试，后续我们还将在更广泛的层面与读者面对面，在这个时代，找准人民群众对文学的需求，并请读者检验评判，以不断提升品质。”
直播现场嘉宾合影 图片来自《人民文学》杂志
文学主题直播有何不一样？
流量的火爆，也是对“好故事”的共鸣
当前，直播带货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日常消费方式，但对于传统出版行业与文学杂志而言，这仍是一种新兴业态。作为严肃内容的承载物，文学与流量能否双向奔赴？文学类产品在直播中与其他产品有何不同？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业内人最有发言权。
“我觉得书籍、文学杂志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在直播中，像快消品、食品、服装、电子数码等产品那样重点介绍产品特性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说，要卖好一本书或杂志，不能光强调它的外观、印刷质量，而要重点传递出它们能给读者带来什么，讲好里面的故事，引起大众的共鸣。这对主播的文学素养提出了不小的门槛和要求。”
热爱阅读的网友，对读书博主“小玄夜说书”一定不会陌生，这位在抖音有200多万粉丝的博主，既是网络说书人，也是荐书人、卖书人，更是一位从小爱买书的“书虫”。
在小玄的记忆里，自己儿时买书最常去北京西单的图书大厦。电商平台兴起后，用的是当当和亚马逊。而现在，直播、短视频购书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作为一名95后，小玄清晰地感受到消费习惯变化对购书模式的影响，并在互联网上积极拥抱新变化：他的一条视频曾将道尾秀介的《不可以》卖出了5万多本，去年6月，他推荐的《六个说谎的大学生》也达到了1万多本销量。
小玄在直播间推荐书籍
2023年，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海书展、成都天府书展等大型线下书展上，小玄也尝试起了直播带货，把直播间搬进了书展，在天府书展就卖出了上百套阿加莎的布面精装纪念版合集。
小玄表示，直播带货的优势在于，通过主播的介绍，让读者在购买之前直观地感受书中的精华内容，甚至可以让主播推荐符合自己喜好的“私人定制书单”。同时，也让许多出版社、杂志社得以直面读者，更直观地获取读者的喜好和诉求。但直播带货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可忽视。
“不久前我看了一篇《出版人》期刊的报道，一个打着所谓‘新华书店总店’字样的直播间，却在卖9.9元十本的盗版书，销量还不小，很多读者就是冲着新华书店的招牌购买的。这家店被举报后，又换了个名字继续直播卖盗版书。”
记者截图自抖音某直播间
记者也观察到，在抖音平台，销售文学杂志和书籍的直播间中充斥着“全场秒杀9.9元包邮”“卖不出去的书丢掉可惜”“50万册书破价到10元以下”“10万册1元书”等话术。
由于直播的主体通常是主播及其团队，而非出版社和杂志社，头部直播团队往往可以直接影响产品的定价权。对于出版社、杂志社而言，书籍、杂志定价对其利润影响可谓巨大。虽然许多用户在直播间被低价书籍吸引下单，但也必然也对文学类产品的其他销售渠道，特别是线下销售产生挤压。
同时，产品盗版假货、价格混乱、主播夸大其词也是直播带货行业的“通病”，需要监管部门和从业人员共同努力解决。
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通过这次《人民文学》与董宇辉的携手，小玄对文学类产品在直播领域的未来发展依旧保持乐观。“严肃文学在这个时代依然能够打动许多人，只是需要我们用更好的方式去触达。”
从书籍到文学杂志
偶像滤镜之下，文学其实从未离开
“如果我连续一个月每天都能卖5万本，我死后一定要在墓碑上刻上：我把一本非常好的书卖出150万本！”
2022年，董宇辉带火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曾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视角，记录一个家族五代人命运的民族史诗，在董宇辉的直播间卖出了150万本的惊人销量。
随后，迟子建也与董宇辉热情互动，表示感谢。
在1月23日晚的两个半小时直播中，有网友统计，梁晓声亲切地拉了董宇辉20多次手。
梁晓声直播现场握手董宇辉
董宇辉作为当下炙手可热的文化大IP，一系列现象级的“文学带货”背后，既有文学自身的魅力，也受益于他强大的粉丝号召力。
对于不少粉丝而言，在直播间里买的不仅是书和杂志，而是“头部主播的认知”。这种现象其实并不罕见：
主持人王芳的橱窗及各类书籍销量
经济学家薛兆丰就曾利用直播的形式，成功销售了6.5万单《薛兆丰经济学讲义》；2020年主持人王芳开启直播卖书之路，仅仅8个月销售额就达2个多亿。
从书籍到文学杂志，一个个热点现象之下，销售格局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日前，北京开卷发布的《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规模为912亿元，同比上升4.72%。值得关注的是，直播短视频推广仅次于电商平台，已成为第二大图书销售渠道。
毋庸置疑，短视频与直播带货正让传统文学积极摆脱“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困局，走向更多人的生活。
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江南》杂志社主编钟求是向记者表示，文学在不同年代都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也有不同的机遇。当下，随着生活的多样化，大家的兴趣更加广泛，文学看似被边缘化了，但实际上，随着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大家的精神需求与日俱增，文学作品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文学从未离开我们的生活。
《江南》作为浙江省唯一的省级文学刊物，早在几年前也尝试微店等线上销售模式，并结合“双十一”“双十二”等网购热点进行推广。面对行业的变化，未来，《江南》也将开拓思路，更好地利用线上平台之力，拓展销售渠道。
“文学与直播相融，一定会产生‘1+1大于2’的效果。重新与读者相遇，是所有文学杂志必须去做的事。我觉得任何形式我们都可以尝试。”钟求是说道。
诚然，一场直播不能代表文学的复兴，但董宇辉和《人民文学》用一张几乎满分的成绩单，让更多人清楚地看见，传统文学直抵读者的力量。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文学“寻亲记”在直播间上演。
我们相信，流量也许会褪去，但文学的力量不会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