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足球俱乐部》导演徐昂

专访《足球俱乐部》导演徐昂



9月20日，北京人艺新排版《足球俱乐部》登上曹禺剧场的舞台。六个男性角色，充满火药味儿的“争吵”和“倾轧”，这部充斥着荷尔蒙与人性拷问的小剧场作品曾经于21年前首演。这次重排上演，不仅实现了剧场的升级、呈现的创新、视觉的丰富与表达的多元，也以新老结合的阵容、对剧本的全新解读为观众带来一场表演盛宴。本轮演出将持续至10月10日。
演出海报
《足球俱乐部》由澳大利亚著名剧作家大卫·威廉森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末，曾于2002年登上人艺小剧场的舞台。本轮演出中的导演徐昂，主演冯远征都参演了当年的版本。全剧剧情都在一家高级足球俱乐部的会议室中展开，讲述俱乐部的几位核心人物为各自的利益据理力争——看似句句话都不离足球，但又似乎句句都不止是在说足球。面对利益时满腔热爱还是自我标榜？忠于信仰还是精于算计？“足球对你来说是生命，对我来说就是生意。”这句俱乐部经理格里的经典台词，成为点题“金句”，而全剧所剖析的人性深度早已超越了足球这个话题，在当代职场乃至社会的更大场域中引发回声与共鸣。
全剧六个男性角色，全部靠激烈的台词来推动剧情，这让观众既可以欣赏到北京人艺演员的台词功力，也能看到他们在舞台上的爆发力和控制力。21年前饰演俱乐部经理格里的冯远征，作为剧中的“元老”再次出演这一角色，对人物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当年我更多地在演人物的冷血和对事物清晰的判断，但这次会注重展现他的矛盾和无奈，他虽然精于算计但也热爱自己的职业。每个人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场上，都是合理的。我会注意演出他表面的冷漠和内心丰富的情感。”饰演俱乐部主席的青年演员杨明鑫，曾经在人艺青年演员培训计划的剧本朗读活动中饰演过球员一角，此次升级为“管理者”，他把人物对足球的热爱进行了着重表现：“虽然这个角色不懂足球，但是他有一腔热血。他想要未来。”
剧照，杨明鑫饰演俱乐部主席特德（右）、冯远征饰演俱乐部经理格里 剧照摄影/李春光
刘辉饰演的教练劳利，一上场就充满了紧张感：“看似是六个人无休止的争吵，其实每个人都是带着计划来布局的，六个局布在一起交叉、碰撞出的火花就很精彩。”“活在过去荣誉中”的俱乐部副主席此次由实力派演员王刚饰演，从《哗变》到《足球俱乐部》，再一次出演这样考验台词功底的作品，他表示“很有挑战性，台上会同时有几个人在说话，需要演员高度的集中。希望观众通过一个俱乐部，看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看到人心的多个角度。”
剧照，刘辉饰演俱乐部主教练劳利、王刚饰演俱乐部副主席、前主教练乔克
此次新排，由小剧场升级到曹禺剧场，更大的舞台空间，也给了创作者新的挑战。“我们的调度也更加复杂。”导演徐昂表示，虽然曾经的创作让自己一直记忆犹新，但自己的重点恰恰是需要放弃原本熟悉的部分，去重新去创作。因此，在排演之初，剧组就用大量时间对剧本进行了新的本土化梳理，让语言与情节更加贴近当下人的生活方式。“这次的重新创作，是将人物背后的线索梳理清楚，原来我们更加注重展示争吵中人物的愤怒，而这一次是要表现人物争吵背后，内心的焦虑和担心，要将他们停下来的时刻演清楚，让每个人的每一次上、下场背后的行为逻辑和动机更加明确。”徐昂表示，这次的创作会让观众在舞台上看到更加清晰和鲜活的人物，让剧情更有力量。近日，他在北京接受了记者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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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一辈子在职场上经历的关键时刻全部浓缩在一起”
记者：看《足球俱乐部》的观众别册，你在“导演的话”最后提到，“任鸣老师，我想你了。”我们都知道这出戏在2002年首演时，是任鸣执导的。
2002年首映剧照 于震（左一）饰演俱乐部主席特德 图片自北京人艺官网
徐昂：我是2001年从中戏导演系毕业，实际上2000年时就被任鸣导演招进了剧院。在我进剧院之前的十年，北京人艺没有招新导演进院，等于是断档了。我来的时候，当时的创作室只有任鸣、林兆华、郑天玮、李六乙、英达这么几位导演，我肯定是里面年纪最轻的，大家就经常在一起聊戏、排戏。
2000年，我参与演出了任鸣执导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演痞子蔡，这是我在人艺的第一部戏。之后《足球俱乐部》《北街南院》《喜剧的忧伤》一路下来，我也从导演助理、助理导演、执行导演、副导演、联合导演、导演这么按部就班成长起来，这期间任鸣老师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尤其是从2000年到2014年，任鸣导演的很多戏，一旦有角色临时演不了了，都是找我来“钻锅”（行话，指演出时演员为扮演自己所不会的角色而临时学习），可以说在这些戏里，我既要演角色也在跟着任鸣老师学如何当导演，同他非常紧密地在一起工作了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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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具体到《足球俱乐部》，能不能回忆下当时任鸣导演给你的帮助？
徐昂：我当年在这部戏里演球星杰夫，也担任副导演，但实际上我当时对于北京人艺以及对话剧还是很懵懂的。而且在第一轮创排过程中，也出现了换演员、修改剧本等问题，这些是我在《第一次亲密接触》排演阶段都没有遇到过的，那部戏类似“网文改编”，人物少，以叙事为主，也不复杂。
《足球俱乐部》是一部外国戏，要做本土化的改编，而且这部戏原先是讲英式橄榄球，并不是足球，所以很多术语、动作都得改，否则当时国内的观众就更不易接受。而且大卫·威廉森的这个本子，80年代改编过电影，把“会议室政治”这部分弱化了，凸显了球星在场上、场下的表现和生活。我是不大认可这样的改编的。当时任鸣和冯远征两位老师在改编剧本上下了很大功夫，我呢，当时主要是负责把他们的思路整理下来，很多情形现在想来还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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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之于2002版《足球俱乐部》，你现在印象最深刻的点是什么？
徐昂：我觉得还是于震出演的俱乐部主席特德，演得非常好。我和于震在中戏是同学，也是前后脚进的剧院，但在中戏时，我在导演系，他在表演系，在校期间并不是特别熟。于震在出演《足球俱乐部》之前已经在剧院出演了几部戏了，当时他虽说才27岁，可生活阅历要比刚进剧院的青年演员成熟许多，在戏里特别出彩。这次本来他还要出演特德，前期排练他也在跟着，没想到临时膝盖受伤，所以才让杨明鑫来顶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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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谈谈杨明鑫此次的表演。
徐昂：在排这一版之前，我们在疫情期间做过一次《足球俱乐部》的剧本朗读，当时杨明鑫在里面演球员丹尼，因为他是河南人，就让他倒口用河南话表演。明鑫和班赞（2019年去世）有点像，他们都是河南人，又都在部队当过文艺兵。明鑫给我的感觉，他是技术非常好的演员，来之能战。我记得2019年《玩家》演出期间，班赞突然去世，明鑫用不到一天时间就拿下了班赞在戏里的角色，我们都明白他要面对多大的压力。他这次也是“钻锅”，就用不到两周的时间，既要有模仿，还要呈现出自己的特色，殊为不易。未来假以时日，给他一些更重的角色，特别是让他能经历一些“用不上”技术角色，他在舞台上会有更好的表现。
记者：这部戏的各个角色间都在相互“极限施压”。不少观众会觉得虽然是一出行业戏，其实展现的是“办公室政治”的斑驳光谱。在对于演员的要求上，你有哪些看法？
徐昂：其实这部戏里没有特别好演的角色，每个角色难演的部分并不一样，尤其是要想把这部戏排精细，每个演员必须克服一些惯性的认知。《足球俱乐部》这出戏之所以好看，我认为就在于里面的角色分别承载着我们在各自职业生涯中某个阶段的倾向性，或者说是把一个人一辈子在职场上会经历到的关键时刻全部浓缩在了一起，而且戏里每个人都处在一个极致的，“生死存亡”的状态下。
比如王刚老师饰演的俱乐部副主席、前主教练乔克，他必须明确去表现角色的缺点，而不能有太多的自我保护。比如讲求实用主义，远征院长饰演的俱乐部经理格里就要凸显这点，他做出的选择无关对足球的热爱，但之于他的职业，你又不能说他这么做“不职业”。再比如杨明鑫饰演的特德，他对足球有足够的热爱，却并不真正了解这个行业。刘辉饰演的现任主教练劳利，则是属于刚刚开始忘却了对职业本身的追求，正处在一种焦灼的状态。而像球员丹尼，他处在职业生涯的没落阶段，他要表现出同现任主教练更忠诚的亲密，但主教练却必须选择球星去赢取一场胜利。而球星杰夫，我当年演过这个角色，他一开始是作为这个赛季俱乐部的“救世主”出现的，但他并没有实现大家对他的期待。可以说每个人都面对迫在眉睫的问题，又都背负着过往的历史和经历。
剧照，冯远征饰演俱乐部经理格里
“这次的导演手法更偏向于演员的表演”
记者：这部戏中钢架结构搭建起的会议室，令我想到了希区柯克在电影《夺魂索》中的置景。我听说你这次也对北京新工人体育场样貌做过调研，这点也请讲讲。
徐昂：话剧呈现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能不能在舞台上“折叠”更多的东西进来。《足球俱乐部》的故事背景以足球场作为景深呈现最合适不过。之前的版本是在小剧场演的，舞台对着三面观众席，“会议室”完全是封闭的，其实就是按照首都剧场二楼会议室的样子“复刻”出来的，包括门的大小都一致。这次如果会议室的桌子还是竖着摆的话，有些演员的表演会被遮挡掉，所以我们把桌子横着放，同时这样的摆放形制也同后面大飘窗外的绿茵场形成了一种互文的对照关系。如果观众注意看的话，代表足球专业的角色一般都在“画左”（桌子左侧）活动，而足球经营的角色则在“画右”（桌子右侧）。我其实对在戏剧舞台上使用投影持保留态度，这次不得不用了一些。
记者：前年观摩你执导的重排版《情人》演出，我就注意到舞台呈现非常写实。这次依旧延续了写实的风格，这是不是同你近些年的影视创作实践有一定的关系？
徐昂：我认为一戏一格。应该这么说，舞台上的景如果越写实，导演手法就越少，更多的就得坐落在演员的表演上。导演手法也可以说成是“形式”，而形式一定是通过舞台的“空”来完成的。舞台上的东西越少，导演手法上就要调动更多的东西。2010年我执导的《小镇畸人》，那部戏就更多偏重在导演手法上，因为当时那批演员大都刚进剧院，在写实主义表演训练上还不够，只能用“形式”辅助来完成演出。而有些戏，比如《情人》和《足球俱乐部》，都是更偏向演员的表演。
记者：能不能对于人艺“全男班”的剧目谈谈看法，之前最出名的剧目莫过于《哗变》。另外，我记得你的电影处女作《十二公民》也与此类似，几乎完全依靠对话来推进剧情。
徐昂：就我个人的看戏经验，国外“全男班”的戏其实很多，国内写戏的偏好多是归结在情感上，如此舞台上往往男、女演员都要有。其实我们如果去分析那些“全男班”的戏，基本都不是在谈论情感，而是在讨论哲学、权力、法律、规则和界限。当然，这也不好一概而论。
记者：谈谈这部戏的音乐和灯光的运用，这次有何亮点？
徐昂：我这次找到了一位在上海做电子音乐的老师，他过去同窦靖童合作过多次——在排练的空闲期间，我经常听电影《奥本海默》的配乐，觉得它的风格在这部戏里可用，就是电子结合弦乐小提琴、中提琴，配合云波诡谲的剧情体现出时代的色彩。
灯光在《足球俱乐部》里的作用，主要还是为了完成舞台照明，上一版就没有太多的变化。这一次的新排版中，在开场和结尾时，我希望灯光要帮助演员展现人物的心理空间，落在角色焦虑的状态上。这个故事有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关于生存的争斗，是永远不会落幕的。
记者：如果没有记错，在之前的话剧《情人》，你也介入到服装设计。以此为切口，我个人感觉人艺今年的一些话剧，特别是青年演员为主出演的新排话剧，审美风格在悄然发生变化。
徐昂：比如杨明鑫饰演的特德是靠卖速食披萨发家的，他不是从足球这个行业中发迹的，而是个暴发户，仅仅凭借热爱来投资足球，所以他的行止打扮和足球圈的人士是格格不入的。
对于服装的演变，肯定是要与时俱进。八九十年代的舞台服装设计，有一个归旨是东西方美学的结合，或者说是东方美学的重塑，但新世纪以后舞台上的服装，尤其是现代戏和外国戏，还是会更生活化一些。另外，审美是非常个人化的表达——之前剧院的服装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工种，导演也不会多去干预。到今天，导演的设计理念的确会更多地介入到舞台的方方面面。
记者：这一版《足球俱乐部》的一大舞台亮色是，人艺的舞台上第一次这么多人要拿着手机演戏，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徐昂：智能手机在今天，已经完全“侵入”进生活了，成为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在舞台上还去刻意回避它，这就有点掩耳盗铃，反而有点奇怪。手机之于今天的人们，就像是辫子之于《茶馆》的第一幕，是不可或缺的。二十年前演这出戏，里面的人物内斗，把俱乐部的内幕爆料给媒体，肯定是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现在如果有一个行业的“大新闻”，大家肯定是在实时的热搜上看到它，关注它、讨论它。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北京人艺去年70周年大庆，今年可谓新征程的第一年。这半年多来，我感觉很多人艺推出的新戏都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这不仅仅在舞台样式，你作为人艺中生代导演的代表，谈谈自己的感受。
徐昂：戏剧本身的承载，可以说是一种“游戏”。它不应该，我也不太赞成把它过分神圣化。它应该是一种相对自由的文艺门类，我们作为演、编、导，不能把它束之高阁供在那。戏剧本身承载着自由和批判的价值，如果失却了这些价值，那它在今天的价值是存疑的。而且从传播角度，戏剧，剧场艺术并不是一种高效的传播方式，一部戏演一场，剧场坐满了也就几百个观众。现在任何一场直播，不管它传递的信息是不是走样，或者是不是可以传递出剧场的艺术魅力，它的效率在那摆着。在这样的“快传播”的时代，我觉得一个戏剧人更应该去思考戏剧本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