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岳飞为什么“有必要”死？ 

史海钩沉|岳飞为什么“有必要”死？ 

兔年春节，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满江红》掀起了一波观影热潮。跟着电影热映，人们对宋代抗金名将岳飞以及词作《满江红》的谈论热度居高不下。“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重读熟悉的词作，重温那段历史，言外之意或许能读出不一样的滋味。

我国是一个伦理化的国度，政治上的雄图亦常常迂回地以品德为召唤、为凝聚。所以，我国古代几乎历朝历代皆声称“以孝治全国”；所以，刘邦进了咸阳之后，“财贿无所取，妇女无所近”，摇身一变，俨然成了正人君子，范增一会儿就看出“此其志不在小”，奈何项羽不明白这个道理。

反之，品德上的污名化，也就水到渠成地成为示人以“无他志”“无异志”，然后得以远害全身的不二法门。

以此理逆推，诸多历史之谜或可方便的处理，比方：岳飞为什么“有必要”死？他太干净了，罢了。

南宋中兴四大名将里，刘光世的资历最老，却苟且偷生，贪财好色，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评价他说：“光世在当时贪财好色，无与为比，军政极是弛坏。”此人虽与金人有杀父之仇，却每与金人战，一触即溃。

张俊打起仗来本事不大，剥削财富却有一手，他大肆兼并土地，声称“占田遍全国，而家积巨万”。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十月，张府款待宋高宗赵构一顿家宴，那张极尽豪华的菜单是我国烹饪史上的重要文献。

韩世忠倒是能打仗，但好色成性，除自己妻妾成群外，部将妻女稍有姿色者，多难逃其手。

只有岳飞，不怕死，能打仗，又不爱钱、不好色。

一个过于珍惜、经营自己的声誉而又手握重兵的人，在官家(宋代称皇帝为“官家”)眼中是最风险的。海瑞曾评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张居正身前尽享威福，身后起先也备极哀荣。皇帝争吵，夺爵、抄家，长子张敬修自杀，余子充军，已经是居正身后一年的工作了。就算张居正“拙于谋身”，他也不是拙于谋自己之“身”，而是拙于谋后世子孙之“身”。

真实当得起“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恐怕便是岳武穆了。

对武人的猜疑与防范，是赵宋皇室的政治基因。自太祖赵匡胤起，便定下偃武修文的国策。国族之间有争端，能用钱处理就用钱处理，所谓花钱买平和，也不欲多劳动刀兵，以防武人借机做大。

在这种既定的权力结构里，一个手握重兵的武人，已足以影响官家的睡觉质量；如果这个武人更兼以品德上无可挑剔，官家不起杀心，他简直就不姓赵了。

更况且岳飞这人还颇“骄横”。和岳飞差不多同时期的朱熹与叶水心对此都有过谈论。我想这所谓的“骄横”也是需要底气的。这底气首要不在功高，而在其品德上的“无瑕”“忘我”。

忘我是优点，惟因忘我而无畏，什么都想说、敢说，认为自己不管说了什么，官家都会以“一秉忠心”而加优容，那便是政治上的天真了。

绍兴七年，岳飞能够说是冒全国之大不韪，奏请皇帝建储。官家无子嗣，建储就意味着要把好不容易到手的江山拱手他人，况且，官家春秋正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自己的子嗣。

要知道，五代冯道之所以能历四朝十一主而不倒，“不预废立”是一个重要的诀窍。

对于岳飞的奏请，官家的答复是：“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

你听到官家“玉音”背面的杀伐之声了吗？

说到底，岳飞这样的人还是“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他自以为是清凉忘我、直道而行的忠臣，但是，独裁君主的心思之幽静叵测岂是岳飞所可梦见！

在官家眼中，臣子的“忠诚度”和臣子的品德修为并非是正相关，且毋宁是反之，劣迹昭彰的张俊之流才是能够让自己放心的“忠臣”。

好像晚清岑春煊、瞿鸿禨反腐败，欲扳倒庆亲王奕劻，最后之所以失败，亦是因为岑春煊之流亦“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岑春煊说庆王是贪官，所以是奸臣；而在慈禧眼中，庆王正是以其“贪”而让慈禧不疑其“忠”。贪不只不可恨，反是庆王之所以独蒙“帘眷”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说不定。

在我国古代险恶的政治生态里，“醇酒妇人”能够远害全身，直道而行则难免自蹈死地。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小年夜，岳飞被以“谋逆”的莫须有罪名赐死，其子岳云、部将张宪皆斩于市。

明人洪应明《菜根谭》有言：“完名美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能够远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能够韬光养德。”说的似乎是日常的处世之道，却分明让我们照见我国历史的阴森之影。